柳和城兄惠我新作《孙毓修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博物馆文库之一），开卷诵读，竟至不能释手。丰富、详实的资料，加之经过和城兄的条分缕析，这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初创时期老前辈的形象得到了重新显现。
　　孙毓修是一位学者型的编辑，他一生最后十五年在商务度过，1923年初，五十二岁时中年而逝。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编辑工作的性质多为她人做嫁衣，所以近日已极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不要说他留下的著作乏人整理，即便多种人名辞典、地方志书对他的生卒年月也都没有搞清楚过。和城兄曾多方设法，但直到《评传》付梓，还是未能找到他的标准照，只能将他留下来唯一一张和茅盾的合影照置于卷端。
　　文字资料，散落在多个尘封的角落。二十多年前，在参与编著《张元济年谱》时，和城兄开始留意到了这个人物，后来经山东大学王绍曾教授的指点，渐入门径。于是花费了前后十多年的时间，在很少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不断摸索。从点滴收集起，把日记片段、来往书信、未刊稿件、分散在多种杂志里的文章，以及正式出版过的《中国雕版源流考》等等，一一收入。
　　资料发掘和积累最费功夫，“十年磨一剑”一语，大体也着意于此。待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传主的形象及其编辑工作、学术研究成果也渐显端倪。孙毓修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谙通英文。1907年他译完卡本脱（Carpenter，孙译谦本图）《地理读本》这部内容丰富、可读性很强的地理读物中之《欧罗巴洲》部分，译稿连遭三家书局拒绝之后，却被张元济一眼看中，因为这部书稿明显优于商务先前出过的几种地理著作。被聘入商务编译所后，即开始主编《童话》丛书。他编的第一、二集共收有九十四种、九十八册。由于他的开创性工作，后来被茅盾誉为“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其第一编第一种《无猫国》又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茅盾的这一观点为学界所公认。孙毓修1909年初在《东方杂志》发表《读欧美名家小说札记》，第一次将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介绍给国人，四年后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欧美小说丛谈》，又作了更为详尽的介绍。这几篇文章都早于后来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周作人和刘半农。这部《欧美小说丛谈》是孙氏在读书、编书的同时，对欧美文学“钩玄提要，加以评断”的全方位的介绍和评述，在当时有关欧美文学的评介、研究著作中，处于领先地位。令读者赞叹不已的是这样一位热衷于西方文学的编辑，同时又对中国古籍版本、目录之学有着精深的研究。1909年前后，张元济开始思考用照相石印技术影印古籍，从第一种《宋本韩昌黎集》着手试做，到后来《涵芬楼秘籍》、《四部丛刊》等大型古籍丛书的出版，可以说，张元济一系列古籍编校、影印、出版的理念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经由孙毓修之手得到落实。孙毓修为《四部丛刊》做了大量工作，以致心力憔悴，没有看到最后一批书出版便撒手离世。这最后一批书的出版比预约日期推迟了三个多月，这样的事在当时商务的经营中极少发生。商务在报纸上刊登告预约读者书说明原由，是因为发现了更好的版本，已经制版者须毁版重印。但其时正值孙毓修患病、去世，推迟出书一定与此有关。
　　孙毓修在图书馆工作方面有很大的建树。张元济于1904年因工作需要，设立编译所图书室，1908年第一次整批购入绍兴徐氏藏书，才形成规模。这时孙又被指定为图书馆（后来更名为涵芬楼）的管理人。针对国人对于公共图书馆知之甚少，孙不断研究国外图书馆学著作，再结合涵芬楼工作实际，撰写出《图书馆》书稿，在《教育杂志》上发表。这在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可算是一部极具开创意义的著作。
　　由于孙毓修和张元济的密切合作，和城兄发现的许多孙氏史料也正可为我们合作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所用。可惜有一则十分重要的史料恰恰因为我们的疏忽而没有采入，十分遗憾，今只能在小文的一角加以补述：张元济1903年创立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他本人的正式职务不称“编译所长”，而是“总编译长”。这在孙毓修制订的《涵芬楼借阅图书规则》中有明确的表述。《规则》第六条曰：“馆中所储精本为目录所不载者，除由总编译长特别认可外，概不借阅。”“总编译长”这个带有“东洋腔”的名称，与现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人员名册》内张元济任职部门为“总编译部”相呼应，也与商务早期吸收日本文化的实际相符。至于后来改为“编译所长”，应该是民国年间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