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新村”的前生今世

    在“文化传统”的另一个层面上，即城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关系也同样显现出繁复的面貌。城市作为一种“人工”的物质构造，它透过地理环境、交通安排、居民分布、社区构成和建筑样式等诸多方面，以“空间布局”的形式深刻地制约着“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因此“空间面向”问题在城市文化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由空间面向切入，提供了一种新的看待与理解城市的新方式，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连起来。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在沟通“城市与人”的关系时的意义：“这包含了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每个社会形构特有的特殊区位和空间组合。空间实践确保了连续性和某种程度的凝聚。就社会空间及一个既定社会之成员与那个空间的关系而论，这种凝聚暗含了一个被保障的‘能力’（competence）水准和一定的‘运作’（performance）水准 ……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隐匿了那个社会的空间；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它提出且预设了社会空间，当它掌控与占有社会空间时，便缓慢且确定地生产了社会空间。从分析的观点看，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是透过对其空间的释明而揭露展现”。依据他极富启发性的理论思考，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生活展布在城市空间之中，社会过程透过空间而运作，城市的各社会阶层、阶级和其他群体界线（如性别、族群等）以及其间的社会权力关系，都镶嵌在一定的空间里。各种空间的隐喻，如位置、地位、立场、地域、领域、边界、门槛、边缘、核心和流动等，莫不透露了社会界线与抗衡的界限所在，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的边界机制。从而有可能从“空间向度”来把握都市的文化特质、阶层划分和相关主体的形成。

    中国大陆兴起的“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都市流行文化上，既窄化了广义的“大众文化”，又忽略了城市的“空间面向”。面对上海，固然需要密切注意它“摩登”的一面，但也不能忘记“霓虹光影之外”的世界，同样内在地于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譬如和现代大机器工业相伴而生的上海产业工人就没有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里，这一阶层作为“共同体”的文化诉求和日常生活状态还不曾得到仔细的描述和认真的研究。

    特别是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位置必然会投射到城市的空间面向上，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对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正如有学者在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城市如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等之后指出，社会主义城市的营造不仅是一场城市改造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意识形态改造运动。（参见Ludek Sykora，post-communist city ）因此，像“曹杨新村”这样的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既代表了社会主义对上海这座殖民大都会的改造，可是由于空间布局的原因（曹杨新村位于上海边缘的普陀区），这种改造又显示出暧昧甚至是退避的一面，它与殖民地空间的冲突、并置和重迭，为今天重新理解社会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和其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之相关的是，新村内部的规划、布局和陈设作为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不仅再造了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环境，而且形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由此可以在在工人生活的物质条件和他们的文化意识之间寻找到某种特定的关系，正如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做的那样，如果把生活和文化这两个方面分别用“土豆”和“卫斯理教派”来比喻的话，他事实上充分肯定了后者起着有效地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更为深刻的地方则在于，汤普森揭示了土豆也是一种社会地位，当一部分人迫不得已选择土豆作为主食的时候，这意味着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地位，正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共同经验使不同区域、不同种族、不同职业的人在文化上形成了同质的社会集团。

    曹杨新村在上海的位置似乎转喻了理论上的工人地位和实际生活状态之间的距离。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空间，曹杨新村的历史、变迁、规划、布局和发展始终是与周围的环境以及城市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进入所谓“后社会主义”的90年代，它以“成熟社区”形象和周边的房地产市场构成了相当积极的互动关系，更是耐人寻味。所以，把对这一社区的历史变迁的考察和对同时期的媒体呈现的工人形象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也即选择不同时期的各种媒体形式，包括报刊杂志、文学作品、电影戏剧等各类文本，从中找出有代表性的工人形象，研究各种媒体采用怎样的修辞方式来塑造工人形象，并且希望这种塑造达到何种意识形态效果，以及这些形象和现实的关系如何——相信这种联合、对照和互文的考察方式，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共同勾勒出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如何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文化与生活诉求的？而且这种诉求在“后社会主义”的今天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