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种出于“人溺自溺”的崇高人道情怀，杨宪益毕生所为尚多，他曾在一片肃杀之际，解囊支援过一位侨居巴黎、无法返回祖国的女士。此人其实和他并无私交，但由于杨氏由另一位重庆“中大”时代的老友、“民主教授”常任侠（时常氏为“中国民主同盟”山城高校负责人，著名诗人及东方美术史专家）处得悉这位流亡异国者的狼狈处境，极生同情之心。他曾和我讲过，认为此女士不论其观点如何，但作为一位不肯屈从于权贵的、具有独立见解的中国“异见者”，断无因不同政见而曝尸于塞纳河畔的道理。其实，此事发生在戴乃迭已经故去之后，杨宪益已极少有稿费收入，仅仅依靠离休工资过活，多少有些“手紧”。足见，对于一位落魄的知识分子，一位推崇独立思考、以自由思想为立身之本的中国学人来讲，该做些什么事情，似乎有义不容辞之感。至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则是在所不计的，也根本不应加以考虑。

　　这里，似乎更不应该忽略掉笔者个人的感受。我这些第一人的感受与体验，远远超过用什么道德标准或处事原则去衡量杨宪益来得更加生动、更具说服力。

　　我是早在1953年“十一”前夕，就被后来的“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打成“南京文艺界反党集团”的为首者。在这顶随时可能遭到“灭顶之灾”的政治大帽子下面，我生活了整整二十七年之久。（按：1957年“反右”斗争时期，我正在北京著名的“政治犯监牢”草岚子受审，1966年那场“文革”狂飙中，我以“内控”之名正在北京某中学担任英文“代课教师”)。一旦主政者抛出我所谓“反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一段“罪行”，我就随时可能被“红卫兵小将”乱棒打死。在漫长的二十七度春秋中，杨宪益是我在京免于冻饿而死的救命恩人之一，而且为期极为漫长，在那段被“专政”的岁月里，虽则当卡车搬运工，在国庆“十大工程”工地备料，为半保密机关搞翻译都有些收入。有时候，作为被“内控使用”，“强制劳动”的对象，我也偶尔得到专政机关的“补助”与“救济”。上个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公安部门也曾和中央文化部协商如何在可能范围内使用这批在京的“反面教员”，使这些“地、富、反、坏、右、胡、托”之类分子得到“废物利用”的机会。记得为此文化部的干部司曾专门设了一个机构，负责为西南、西北、东北地区“调拨”人才———当然这些专业人才只能监督使用，戴着紧箍咒干活的。杨宪益在我饥饿交迫的情况下，先后给我金钱、物质上的援手是无法加以详细计算的。有时，他也有手头“不便”时（须知道，一位在职的国家干部、又是专家的“统战对象”，是根本无法公开帮助一名被“双开”、政治上被“管制”的“坏人”的）。于是，我曾和他约定同去变卖衣物字画之类的东西以救命、救急。我还记得在政治气候最恶劣、社会气氛最紧张的时候，我们时常在他居所附近的新华书店见面，他把现金夹在“毛泽东诗词”之类的“红色著作”里交我应付口粮、取暖之需。直到“文革”时期，杨兄曾由百万庄徒步到东单米市大街一家牛奶蛋糕商店和我见面，将准备好的钱物面交。当时，由于有红卫兵“东纠”“西纠”的禁令，所有“黑五类”分子和“走资派”均不准乘坐公交车辆，否则“格杀（斗）勿论”，因此，我也往往步行送他回到“西郊”甘家口一带。这种古道热肠的“管鲍之情”，思之令人泪下……

　　早在“文革”运动之前，我尚未被分配到兰州某高校“任教”前，毫无经济收入，生活极端困顿，杨宪益兄不仅介绍北京的几家报刊编辑向我约稿，我曾以笔名向“中新社”专稿部撰写《郑和下西洋》的章回体小说，当时正处于大唱“百花齐放”高调之际，我还以他的名义撰写以《广群芳谱》为“蓝本”的名贵花卉介绍以换取稿费，延续生命。至今在杨宪益的译著年表中查不到以他署名的、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小说《黄巾的故事》、《赤眉军》，这其中奥妙则是这家出版社的负责人得知杨氏是一位“学富五车”的文史学者，就特意请他为当时中小学生写一点有关古代农民起义的历史故事作为历史知识性读物、“阶级斗争”思想教育作品。杨宪益就答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邀请，并且自定选题供给对方上述两部“知识性”较强的农民起义历史故事。为此，我们先研究好提纲，然后由我去当时位于北海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查阅史料；最后对完成的书稿共同推敲、把关。至于稿费自然全部支援我这个衣食不周的穷朋友了。这种基督、佛祖般的博大胸襟，这种体现“上天有好生之德”的情怀，除去杨宪益兄外，恐难觅得第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