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九月号《时代阅读》所写的新书推荐有些匆忙，本想好好说说阿伦特的《责任与判断》，结果来不及了，这次详细说说。

    阿伦特是上世纪极重要的思想家，作为一个经历了第三帝国的德国犹太人，她对极权主义的恐怖和力量、极权主义下人性的懦弱和疯狂有深刻的认识，所以，阿伦特对于中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份重要的思想资源。

    阿伦特这本《责任与判断》据说是她生前最后一部集子，但关键的是，其中所有文章都写于因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出版之后引起的各种争论和辩驳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的很多文章都可以被看作是对于这些争论和辩驳的回应。《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好几年前就有了中译本，这几年，国内不断发生一些罔顾生命的恶性事件，这些事件中常有一些只知服从的冷漠官僚，阿伦特在《责任与判断》中讲的“平庸的恶”常被人拿来引用形容这些官僚。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有一个副标题，题目是“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平庸的恶”指的是那些为极权专制服务的人，他们因服从专制者的命令和思想，精确而专业地完成了极权政府迫害他人如虐犹和屠犹的政策，犯下了服从而非主动创设的恶。

    阿伦特的这篇文章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争论的一个焦点则在于：当处于一个全民疯狂的年代，统治者、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系统都趋向于一个后来被认识为罪恶的目标时，一个具体的执行者是否依然有罪？这个具体的个人能否躲在“集体罪行”的背后、仅仅通过忏悔来拯救自己的清白？

    阿伦特认为，“那种对集体责任的自发承认，当然是对那些确实做了一些什么的人的一次粉饰”，因为就如我们熟知的那个概念：“哪里所有人都有罪，哪里就没有人有罪。”

    当年耶路撒冷的法庭，出色地完成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就因为它让所有人明白，在一桩巨大的历史性的集体罪行中，个人并非是没有责任的，“法官告诉大家，在法庭受审的不是体系、历史或历史潮流，不是各种主义，例如反犹主义，而是一个人。如果被告恰好是一个职员，他被控告就正是因为职员仍然是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个职位他才受到审判”。

    在《责任与判断》中，阿伦特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论证，她论证的最后落脚点在成年人的道德自主性上，她认为所有对个人责任的辩护都暗中否定了“判断”这一人类能力。她极其精确地指出了在这些争论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谬误：所有的辩护都声称“每一种组织都要求服从上级及国家的法律，服从是政治的首要美德，没有它任何政治体都不能生存，因此，不存在不受限制的良知自由，因为它将导致每一个有组织的共同体的灭亡”，但是，有一个合理的真理，那就是麦迪逊说过的，“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甚至暴政，都必须“基于同意”。谬误就在这里呈现出来：人们对“服从”和“同意”的混淆，后者来源于人们道德良知的判断，而这是人类天然拥有的能力。

    我们可以拒绝“支持”国家罪行，可以不参与极权统治下的公共行动，可以在国家犯罪的职位上“不负责任”“消极怠工”，这些都是潜在的“公民不服从的权利”。“7·23”高铁事故中，那位因拒绝服从而救出2岁女孩的特警支队长就是今天的“公民不服从”的英雄。

    阿伦特最后说：为什么个人在国家罪行中不能逃脱罪责？那是因为，“在政治和道德事务中没有‘服从’这回事”，我们只能问：你为何支持？而当我们将“服从”这个毁灭性的词汇从我们的道德和政治思想词汇中删除的时候，我们才将获得人之为人的尊严和地位。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人们常常放弃“判断”，从而犬儒成为罪行的共谋。

    再说一本书。前几年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一位他国学者提问，“大国崛起”时，周边的小经济体会有些什么感受？近期出版的《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作者是韩国学者白永瑞。试图建立“东亚论述”是冷战以后开始的：一群东亚的批判性知识社群相互激励，一方面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一方面为了克服民族主义的封闭性，渐渐发展出一种立足于民族和民众生活的反叛性理论，这就是“东亚论述”，白永瑞则是“东亚论述”的主要倡导人之一。

    白永瑞在书中用了三个帝国：中华帝国、日本帝国和美帝国，来叙述东亚社会经历的不同政治秩序，但“东亚论述”的重点却是在价值上的，它试图在价值上建构东亚的政治秩序。自然地，它反对将东亚问题简化为国族和国民的一元论方案，主张被压迫的民族或离散集团在“东亚论述”中必须得到重视，主张重新确立对历史上形成的周边的多元主体的认同。这个“东亚论述”，简单地讲，就是反对中心，坚持“周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