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理想藏书”有时并不仅仅是一个游戏，或者一项关于文学的社会学调查。早在1920年代初，受托于女装设计师、文艺保护人雅各·杜塞关于构建一套理想藏书的计划，安德烈·布勒东和路易·阿拉贡就为他列出了一些名单，上面是该读或者该买的书籍。康德、莱布尼茨和黑格尔构成了哲学藏书的核心。在他们旁边，人们会看到马拉美、洛特雷阿蒙、兰波、雅里、维利耶·德·利尔-亚当。在那些年代中略显奇特的作家，则有萨德、拉斯奈尔、欧仁·苏、雷蒙·鲁塞尔。而在经典作家中，则有但丁、维庸、莎士比亚、帕斯卡……
    乔治·佩雷克，说到他，则在书籍的排列问题上贡献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如同巴别图书馆的博尔赫斯式的馆员寻找着那本包含其它一切书的万书之匙，我们也摇摆在十全十美的幻觉和难以抓住的眩晕之间。以完美的名义，我们愿意相信有一种唯一的秩序存在着，它可帮助我们一下子达到学问本身；而说到难以抓住，我们愿意认为，秩序和混乱是两个同样的词，指的都是偶然。也有可能两者均是圈套，是用来掩盖这些书籍和这些系统损耗的障眼法。无论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我们的图书馆还会被用作备忘记号、猫窝或杂物储藏室，而这也没什么不好的。”
    那一本“书”，想像图书馆中所有书籍的终结和完成，同样萦绕在马拉美和乔伊斯的脑际。那本书——失去的、无法读的、噩运的——和图书馆——迷宫般诱人的，时而如天堂、时而如地狱的——成为了真正的现代神话，而不仅仅只是一些文学主题。爱伦坡虚构了一些想象中的书籍，并细心地描绘了它们。洛夫克拉夫特在法兰西堡的Schoelcher图书馆中安置了一个地狱入口，这是一个杂铁铸成的阁楼，于1889年殖民地展览会后搬置过去的。他在1922年虚构了一本遭人诅咒的书——《内克罗诺米孔》（Nécronomicon），“十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禁”。由于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像它那样的书了，读者们便从世界各地写信给出版商，要求得到这部作品（最后，终于有人在1977年造出了一本！）。雷·布雷德伯里在《华氏451度》中，想象了一个书籍被禁的社会。然而，在那样一个焚书的世纪中，他的书也只是一个虚构……
    最终，博尔赫斯来了。博尔赫斯，这个成了瞎子的司芬克斯，既不能读书又无法远离书籍，相反，仿佛是为了证明文饰他作品的一种悖论，他被命名为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我恰好把这看成是上帝赐予我的一个奢侈的讽刺，一方面，作为图书馆员，有千万本书要读，而另一方面，则是失明这个事实。这个命运并不仅只于我一人：我的两位前任，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后来都成了瞎子。”博尔赫斯经常把书或是图书馆作为一部短篇小说的中心主题。与爱伦坡和洛夫克拉夫特一样，他叙述了一些想象的书籍（《接近阿尔莫塔辛》）。或是一本代替其它所有书而变为无穷的书（《沙之书》）。或者是人们只读一本书：“现今已被废除的印刷术，曾经是人类遭遇的最大灾难之一，因为它导致无用文本的成倍增长，直至令人眼花缭乱。”（《一个厌世者的乌托邦》）或者，最后，世界只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在那里，一切都已按照偶然的法则写出：这就是著名的《巴别图书馆》。还是这个图书馆，以及它的瞎眼图书馆员，博尔赫斯的替身，将成为翁贝尔托·埃科的小说《玫瑰的名字》的中心。因此，书籍永远都在书籍中诞生，图书馆的生成运动也永远不会停止。因此，就会有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选择哪些不可或缺和基本的书来阅读，如何缩减这一无法承受的增殖？因为时间是有限的，尤其是对那些释读如命的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