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发表了收入本书第9章的论文《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书目提要》。2000年，我为了收集燕行录第一次访问了韩国。接着在2001年，应时任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的林基中先生的邀请，与他一起编辑出版了《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史料的调查与收集完全由我一个人承担。令人遗憾的是，该史料集没有向读者说明确定著者姓名和燕行年代的根据。有鉴于此，我认为说明相关根据是编辑者的责任与义务。而且，我还考虑到将该燕行录的内容也作一简要介绍的话，将会为今后利用该史料集的研究者提供较大的方便。
　　从1997年开始，我进行了“中国明清地方档案的研究”。申在植的《笔谭》是担当本书中文版翻译的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教授伍跃先生在合作研究中偶然发现的。当时，他于1988年前往山东省图书馆进行地方档案调查，他看到《笔谭》时觉得对我的研究也许是十分必要的，故收集了这一史料。当我阅读了这一史料之后，被其中清朝文人与朝鲜文人之间的学术争论、以及当时两国在学术上所处位置的不同和该不同所包含的意义所吸引，写下了构成本书第4章的论文《朝鲜燕行使申在植〈笔谭〉》所见汉学与宋学的论争及其周边》。
　　我最初谈到燕行使与通信使之间的联系是在2001年12月7日于韩国东国大学校召开的题为“燕行录与东亚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后来，我非常想知道前来日本的朝鲜通信使一行对当时日本流行的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提倡的“古学”的了解，即他们是通过何种途径、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了“古学”的。“驱赶”我研究这一问题的是一位名叫金善臣的朝鲜文人。他于1811年以通信使的一员访问日本之后，1822年又以燕行使一员的身份前往中国。我越来越想知道，在他与清朝文人就汉学的是非问题进行学术争论之前，他对日本流行着反朱子学的学说、即古学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了解，或者说他是否曾经处于可以了解日本学术动向的环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通信使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燕行使研究的延长，而其开端则是申在植的《笔谭》。
　　我为了研究这一问题，在2003年和2004年集中阅读了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写下的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记录。由此得到的知识与我在那之前从日本和韩国的通信使研究中所得到的“主流说法”是完全不同的。其结果使我认识到，燕行使和通信使并非仅仅是在相对化之后进行研究的两个被动的客体，而是可以更加积极地去衡量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在东亚世界整体的学术和文化方面所占地位的十分贵重的素材。具体说就是三者之间在哪些方面具有共同点，在哪些方面具有各自独特之处。本书第5章《朝鲜通信使对日本古学的认识—兼及朝鲜燕行使对清朝汉学的理解》以下4篇与均完成于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
　　本书中文版除了在韩文版出版后撰写的第8章之外，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越南如清使范芝香撰〈郿川使程诗集〉所见清代中国的汪喜孙》一文。2003年12月，我与其他6位学者一起前往越南首都河内探访史料。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收藏于汉喃研究院图书馆的“越南燕行录”。其间，我们前往河内国家大学访问，在该大学尚未整理的书库中翻阅《郿川使程诗集》时，偶然发现了汪喜孙的字—“汪孟慈”三个文字。在前面介绍过的申在植《笔谭》中，汪喜孙是主要的登场人物之一。我随后撰写了本文。考虑到本文采用的视点和方法将会对今后“越南燕行录”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故将其收录在本书之中。
　　最后，我衷心希望能够通过本书将朝鲜燕行录的价值所在和东亚三国文人之间展开的学术交流的价值所在传达给中国的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