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思想学术界,王国维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虽然他没有像胨独秀、胡适、鲁迅这些风云人物享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但几乎所有对中国人文学科略有涉猎的人,恐怕都不会不知道王国维这个名字。他在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史学、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内,作出了诸多令人瞩目的开创性贡献,以至于中国近代史上几个在学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亦只能对其学问表示叹服。 尽管许多人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知道一点王国维其人其学,然而,时至今日,王国维仍属于一个像谜一样的人物。其之所以成为“谜”,除了在其学生宣统皇帝也早已不屑蓄发留辫之时仍坚持保留他脑后的那根辫子(王国维青少年时留学日本曾剪发去辫,此辫是他成年即思想成熟后又蓄的),以及时方盛年的他突然于1927年6月2日在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昆明湖中自沉之外,还在于他治学方向上所显示出的那种大有“好马不吃回头草”似气慨的几次重大转折。自王国维去世以来,曾经也有不少人试图对以上疑难作出回答。可是,即便剔除了“遗老”、“反动”、“落伍”、“保守”、“迂腐”之类充满成见的“标签”和极不负责任的断语以后,我们所能见到的那些解释或分析,依然可谓是言人人殊而莫衷一是。这些难题,恐怕永远也无法找到一个令所有人都能满意的答案,斯人已逝,而众说又如此纷纭歧异,惟有让希冀索解者自己去体悟个中之因了。至于体悟之线索,则不外乎二端:一曰“论世”,一曰“知人”。所谓论世者,就是必须准确地把握王国维所处的那一个世变之亟的时代氛围;而所谓知人者,就只能通过阅读王国维本人的著作来获取感受,即如司马迁在读古人书后而“想见其为人”那样。此二端,实亦是王国维所主张的,他在序张孟劬《玉溪生诗年谱会笺》中尝概括说:“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 王国维所生活的那半个世纪(1877~1927),正值中国近世动荡变革最骤之际,仅就其荦荦大者言之,我们立即可以排出如下“大事年表”: 1894年之甲午中日战争(时年王氏十八岁); 1898年之戊戌百日维新(时年王氏二十二岁); 1900年之庚子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时年王氏二十四岁), 1911年之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时年王氏三十五岁); 1919年之五四运动爆发(时年王氏四十三岁); 1926年之北伐战争兴起(时年王氏四十九岁)。 稍稍熟悉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能看出,这决不是一张完整的“大事年表”。但仅以上所列出的事件,已足以展示王国维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之纷繁复杂与混乱多变,谓之天翻地覆亦不为过。只有对此“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深切的体认,才或有可能真正理解王国维其人其学,进而或有可能真正理解王国维式的“求道”与“论道”。不妨以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与上古史研究为例,他的正、续《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难道只是为了弄清殷王的名号世系及殷周的制度嬗递?且听王国维自己的表白: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之所能梦见也。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殷周制度论》) 古人有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古道与现实虽未必尽同,然作为自镜仍不失其意义,更何况是在王国维所遭逢的那风云激荡、新旧更迭、民族灾难空前深重、文化认同极度混乱之际。 与清末民初的一些思想界巨子如康有为、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相似,王国维之问学途径及心路历程,走的也是一条由旧趋新再由新返旧的路子。在十八岁以前,王国维所接受的完全是传统的旧式教育。甲午一役,让他“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自序》)。二十二岁起,王国维在上海开始正式接受“新学”,但令他感兴趣的并非时之所尚的西洋科学或政治学说,而是“无与于当世之用”的哲学。这以后,他先是致力于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之学习与专研,并旁及教育学与美学;之后就转向了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戏曲史方面的研究与建设;最后则折入中国古文字、古器物、古制度、古史地等方面的考订与发明。这一系列的重大转变,固然与王国维个人的性格兴趣爱好联系在一起,但也与当时的社会变乱息息相关,此非三言两语可以讲清,这里且存而不论。应该指出的是,倘若仅仅注意王国维为学的变是不够的,因为在其心目中早已确立了一个不变的为学原则: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日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国学丛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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