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数的思想碎片中，对西方的思考与情感折射着帕慕克潜藏在心底的强光。当他走在伊斯坦布尔横跨欧洲部分的地带，他想的是“欧洲在哪里？”解剖自己终其一生对欧洲的梦想和想象。当爱尔兰诗人W． B． 叶芝写下名诗《驶向拜占庭》的时候，拜占庭对他来讲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关于艺术与永恒以及超越尘世的象征，因此他要“驶向拜占庭”。但是，叶芝根本就没有到过拜占庭，他只知道在拜占庭王宫中，在一棵以金银做成的树上，有一只由希腊工匠制成的会唱歌的鸟。而帕慕克在七岁的时候就在日内瓦度过了一个夏天，当时他父亲在那里当工程师；他一生在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生活，在地理意义上很容易就认定自己是欧洲人（第220-223页）。然而他在精神上始终感到自己是欧洲生活的边缘人，他唯一执著的是关于欧洲的梦想，关于其不断变化的将来的梦想。他在谈论安德烈·纪德的时候，以鄙视与崇拜、恨与爱、厌恶与迷恋的混合来表达欧洲对他的意义，他对土耳其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向往与身份危机的关系进行了透彻的剖析：“西化知识分子依赖的是一个关于西方的理想，而不是西方本身……一个像坦皮纳这样的西化知识分子，即便他是为传统文化、古代音乐和诗歌，以及‘前辈们的敏感性’的消失而感到遗憾的那种人，他也只能批判他自己的文化，只能从保守的民族主义转向具有创造力的现代状态。”（第245页）然而，最令他反感的是那些兜里揣着西方护照、在西方银行里有大量存款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以西方也有反人权的事情来为土耳其政权的政治迫害辩护（第252页），他说“我们要记得，许多第三世界和伊斯兰国家，会利用反美情绪来掩盖自己的民主缺陷和独裁统治”（第255页）。在“9·11”发生后，他从民众的反应中看到真正的挑战是理解“受辱者的愤怒”。发现与揭示身份危机是帕慕克小说的中心问题，通向这个问题的路径却是充满了政治与文化的冲突及其所带来的痛苦，由此而树立了一个小说家的政治观：通过把自己想象为他人，“使他成为那些无法表达自身利益、愤怒没人理睬、声音被压制者的代言人”（第266页）。

　　在这本书中还有更多的、“别样的”碎片， 但是引导我们思考的路径却延伸到书本之外。书中的《〈巴黎评论〉采访》提到了他被土耳其法院就其谈论大屠杀事件而审判的事情，而就在前几天，伊斯坦布尔西什里区民事法院对帕慕克关于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在土耳其遭到屠杀的言论做出有罪判决。在此之前，当帕慕克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民族主义者指责他获奖是因为他承认了大屠杀。然而，帕慕克的英译者毛琳弗雷利认为，帕慕克说这些话是“出于良心”，“他视之为自己无法逃避的责任”——或许在这里我们就已经非常接近了那个“试图掩藏的中心”。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无数“碎片”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从东方历史学家的目光看西方，日本权威的西洋史专家阿部谨也的《中世纪星空下》（李玉满、陈娴若译，三联书店，2011年4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了知识性和思想性的文本。该书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观察和描述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变化和转型，对中世纪时期西方社会的重要内涵和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尤其是以日本的东方社会观相对照，揭示了西方的社会自治与市民意识的来源和神髓。虽然因为是面向大众的读物而省去了学术上的繁复征引和论辩，但是无处不透露出作者所具有的深厚的德国历史研究传统。阿部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确认人类尊严的学问”（第268页），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无数的历史学研究的“碎片”，其结果和最终的意义都是指向这个中心：确认和维护人类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