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不同的科学史家依据不同的范式给予了形态各异的历史解读，并得出形形色色的结论。研究范式和视野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千差万别。英国当代科学史家皮克斯通在《认识方式》一书中，试图以认识方式为主线，从新的视角阐释西方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史。
　　与很多科学史著作以时间为序、以学科分类不同，作者选择世界解读、博物学、实验、技术科学等方式进行探讨，更接近“专论”。
　　对于时间跨度大、范围广阔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作者认为以往的研究存在两个明显问题：一是因专攻特定时期或某一学科的历史，看不到历史的大图景；二是科学、技术和医学史常常被分别研究，在使用这些术语时，不精确和混乱也是普遍现象，缺乏对其有效的综合。
　　为把科学、技术和医学史都能够包涵进来，作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科技医”（STM）。他还认为用认识方式来探讨科技医的历史，可以克服上述两种局限，因为每一种认识方式都有其历史，新的认识方式一旦产生，就很少会消失，只不过是会随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复杂，其相互作用及范围会随时间变化。作者认为，认识方式可以成为构筑科技医过去和现在的难懂的、专业的世界与“日常的”世界之间的桥梁。“世界解读”是第一个认识方式。作者通过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从神学环境到政治环境，从医生的文化角色到诗人的文化角色等相关内容的探讨，阐明他的“世界解读”理念：对科技医的探讨必须注意到更广阔的文化框架——特别要注意到哲学、文学、历史学以及神学对人类生活的解读。
　　博物学通过采集、描述、命名、分类等形式在近代早期的“事实文化”产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技术和社会运动相联系，不仅是更复杂的科技医的一个基础，也是西方人与他们的世界相关联的一种重要方式。作者还通过对当今计算机及互联网功能的分析指出，即便是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博物学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是其采集、分类等功用作了某些延伸或扩展。
　　作者通过对分析历史的回溯以及分析形态、分析机构、分析在新社会学中的角色等相关内容的探讨，指明了分析这种认识方式在新科学的创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还通过分析事实表明，被称为革命时代的1780-1850年可称作分析时代，19世纪工作在工业、农业和医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都是分析者，无论在科学技术还是在医学领域，所有的分析科学都曾经而且现今仍然在技术过程的改善和调整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新的分析学科还在不断被创造。
　　与分析分解事物不同，实验是组合事物。作者认为近代早期的大多数从属于博物学，或者从属于有限的分析科学，其本质是演示。比如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之所以饱受争议，关键在于这个实验在多大程度能被解读为展示而不是对假说的检验。只有当“元素的合成”成为创造和操控新事物的一部分时，实验才可能成为一种主要的认识方式，而19世纪的实验主义是建立在18世纪末以来分析成功的基础上。作者以生物医学中科学实验为案例阐释了大学实验室的性质及实验的功用，实验室主要为发展分析的技能和方法提供受保护的环境，它们是将世界的某些部分带进院校的一种途径。尽管其作用是教学，实验是相对较少的一部分，它在思想上和前瞻性上却非常重要，因为它确立了大学实验的功能是创造新事物而不是分析外部世界。
　　作者又把实验和发明作了对比。尽管发明和合成实验有许多差别，却非常相似，而且它们具有相互的、创造的和生成的关系。正因如此，从法拉第到19世纪后期的大学产生了效益和仪器，如发电机模型，发明者可以对其把玩，并开发经济用途。
　　19世纪后期许多经典的电器发明起源于实验设备——以不同方式集合产生经济效益。
　　当实验室里的新产品能够被开发为工业商品时，技术科学的综合体就被创造并利用了。
　　19世纪中期之前，政府、学者和商业公司之间在科学、技术上并没有太多共同的兴趣点，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大约1870年之后三者之间的兴趣协同逐渐显现，并进而形成了工业、大学和技术联合体，尤其是第二次大战期间及战后，这种趋势得到了显著增强，如战时的“曼哈顿工程”及战后的“阿波罗登月工程”就是典型事例。作者认为，随着金融和商业的快速全球化，到如今，受雇于由企业、政府机构与大学组成的联合体的众多科学家网络，使用新型的电子计算机，掌握了巨量的信息和可观的分析能力以及系统发明和实验的重要设施，并主宰着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发展。
　　正因如此，作者认为“公众理解科学”才具有新的重要意义。作者回溯英国“公众理解科学”运动指出：在大学中通识教育计划的启动、科学史或科学研究计划的启动等，而这些计划推广最好的效果之一便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公众对科学和医学权威的批判和怀疑。但发展至今，商业导向的技术已形成了一种将知识作为商品的文化，它将工业科学的价值推广到整个学术界，甚至人文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