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国际知名出版商企鹅出版社也赢来了进入中国五周年纪念，其全球CEO约翰·马金斯（John Makinson）在纪念活动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这一次，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是热门的数字出版。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出版时代

　  新京报：你最近提出了“重新定义出版”的数字出版概念，能否介绍一下？

　  马金斯：这个概念是说，我们有了Kindle、索尼阅读器，现在又有了Ipad，各种数字阅读设备让出版界有很多机会可以重新定义“出版”这个词。在Kindle上我们依然还是传统的阅读方式，但在下一代的阅读器Ipad上，出现了很多应用程序，因此，出版商可以通过引入音频、视频等各种技术来定义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让阅读变得多媒体化？

　  马金斯：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阅读是其中一部分。比如企鹅的经典文学如简·奥斯丁等人的作品，我们可以加上那个历史时期的菜单、房屋信息或者地理信息，随着技术改进，还可以增加电影和电视的剪辑，加上互动的游戏，我们目前正在探索这方面的各种可能性。

　  新京报：企鹅也是老牌的出版社，但有很多老牌的出版社并不喜欢数字出版，更视其为压力而非机遇。

　  马金斯：我喜欢数字出版，我想整个企鹅都喜欢数字出版。当然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版权、盗版、利润分配等等，但我觉得这些问题面临巨大的出版机遇时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出版时代。我并非说书的传统形式不再存在了，也没有说出版要革命，我只说这是出版商的机遇，我们可以扩大业务，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服务。

　  新京报：有些读者则会认为，这样多媒体化的技术会削弱本来可能较为严肃的阅读体验。

　  马金斯：我不担心这个，首先这些应用程序都是可选的，读者可以不要这些服务。此外，我自己读书比如读历史书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同时在电脑上查找一个历史时期的资料或地图，我觉得这是有市场的，也不会削弱阅读体验。

　  重要的是我们控制书的价格

　  新京报：你们和阅读器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一般是怎样的？

　  马金斯：我们和Kindle、Ipad等供应商都有合作，他们是客户。我们控制书的价格，这点很重要，我们决定顾客花多少钱在电子书上，基于此，我们才可以做很多试验。

　  在今天的合作模式中，版税的支持在转移，比如在Kindle出版中，如果卖出一本书，亚马逊会给作者一定的版税，但同时，我们作为版权购买者不光买传统版权，也买数字版权，这是很重要的原则。

　  新京报：这样的模式似乎还没在中国形成。

　  马金斯：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从政府、出版商到零售商需要设置出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大约有四五个因素：必须有足够多的内容，所有人都可以阅读到；需要有一个电子版权的格式，在美国这个格式是Epad；需要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电子阅读器设备供读者选择，这点我看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需要有一个价格的范畴，不能指望电子书只卖纸质书的10%，因为很多同样的成本也需要支付给电子书的生产———出版、编辑、市场、销售都是一样的；此外还需要考虑版权保护，保证电子书出版后不会被非法转移到别的设备上去。

　  新京报：但即使在美国，数字出版市场也看上去比较混乱，比如定价、利润分配等等问题都没有协商好。

　  马金斯：并没有那么混乱。在美国，我们有一个经纪人模式，我们出版商首先设定价格，然后一些数字设备提供商如亚马逊、苹果公司等作为经纪人模式从中抽取一定的比例，在剩余的利润中抽取25%给作者。在美国，这样的模式是可行的，目前除了兰登书屋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承认这个模式。

　  新京报：有很多人认为亚马逊获益过多，出版商则应该给出更多的钱，这也导致了经纪人怀利绕开出版社自己独家出版数字书，他还可能不是最后一个这么做的人。

　  马金斯：怀利上周和兰登书屋取得和解了，他退了一步，否则兰登书屋不会再买他的书了。以后可能也有人会做同样的事，也有人在担心数字版权被作者和经纪人保留后会出现争议。但是现在，在99%的例子中，数字版权的所属都是清晰的，即被出版社拥有。怀利代理的是很少量的一些作品，都在40年前出版，当时还没有数字版权，但同样的情况不会在新书中发生。

　  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免费

　  新京报：你怎么看一些人抱怨数字出版中，作者得利太少，出版社给钱太小气，毕竟电子书的成本要少了很多。

　  马金斯：事实上，一本书真正花在制作、船运等物理方面的费用只占了全书成本的10%，编辑、宣传等费用才是大头。当人们买电子书的时候，有两件事会发生：人们购买电子书，不买纸质书了。现在我们通过电子书给作家提供的版税要高很多，已经达到了25%，作家已经得到好处了，而顾客也买到更便宜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