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出版社如何转变经营模式、如何加快数字化转型……在当前文化体制改革及数字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教育出版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在日前举行的第30届华东地区教育出版社年会上被充分讨论，来自华东六省一市以及陕西、云南、广西等省（区、市）的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在年会上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教材教辅的新理解

　　以教材出版为主的教育出版是中国出版业的主力军。多年来，教育出版社靠教材这种学生必备的出版物积聚了雄厚的实力，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教育出版社对于教材教辅市场有了新的理解。
　　“稳定的教材教辅出版应当是教育出版社生存的基础，但不是做大做强的条件。”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包南麟说。他介绍道，教材教辅销售额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销售额的40%，集团主要还是销售一般图书。由于教材教辅出版规模做大做强很难，因此，目前集团的思路是教材教辅出版是发展的基础，一般图书出版才是发展的目标。
　　对于没有教材出版任务的教育出版社则力图通过改制求生存求发展。改制比较早也比较彻底的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朱智润说，教材教辅是叫好不叫卖，叫卖不叫好，让利多而赢利少。安教社体制改革到位后，员工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同时依靠民营力量做人教社配套教辅，公司内部则按照ISO 9000质量认证体系严把质量关。
　　江西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傅伟中表示，该社今年发行码洋可达3亿元，实现利润两三千万元，社里将投入3000万元用于改制。傅伟中说，该社利用人教社授权的机会打造教辅，不求量更重质，要求要有两三套打得响的品牌教辅。

　　数字出版的新做法

　　“教育出版社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新媒体、新技术的出现。”这是与会老总们的共同看法。浙江教育出版社社长汪忠介绍了该社向数字出版转型的做法：以目标读者为对象，调整结构，成立数字出版公司，根据市场需求，打造出版社自己的数字产品。
　　当前教育出版社中做数字出版的为数不多，究其原因，老总们摆出了各种理由：人才断层严重，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尤其是懂技术的中层骨干很难留住。现在从事数字出版的人员大都是“80后”，由于忙碌，这些年轻人也没有出去学习的机会。傅伟中介绍了他们探索的较为成功的模式：建立数字出版中心，与北大方正签订备忘录，由北大方正提供技术支持，数字出版中心对内容进行整合。目前，他们已经做了一个网络课程，限于局域网使用，定价1.2万元，现已卖出260多套，销售前景看好。

　　联合起来的新机遇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期，时代给教育出版创造了很多新的机遇。陕西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平利感到，政府政策保障全体人民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文化权益，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无疑给教育出版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他说，陕西省仅农家书屋就建了4000多个，到2010年将达到1万个。教育社联手把政府采购的产品做起来，将会给教育出版业带来新的繁荣。
　　“走出去”是老总们议论的另一个发展契机。对外图书推广计划的实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实施、全球汉语热，这些都给中国的教育出版利用两个市场、两个资源带来了新的机会。广西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石立民介绍了教育社之间开展“走出去”的工程，如广西读本、福建读本的出版等。云南教育出版社长李安泰呼吁，云南希望与各教育社联合，利用云南的地域优势，共同开拓发展东盟10国的华文出版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