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看，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分歧、对立，而是各有所长，相互为用的，在表现上达于丰富性、深刻性、生动性的效果，才是第一位的，怎么好就怎么来。我们不要忘记了，从李白写：“东风吹我心，西挂斜阳树”到现在，中国本土的超现实主义诗艺，可是至少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了。

    我们目前所读到的这些地震诗，自然也留下了缺陷和遗憾，譬如有的诗在意象上过于分散，完整性不够，好的句、节之间出现些言不及义的句子，对冲了精彩诗句的艺术力量；譬如，很可能是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些地震诗多数以短构为主（组诗亦如此），鸿篇巨制尚鲜见等。

    中国诗人该关心关心自己之外的人们了

    黑色五月血色五月，灌注着行动的五月，是个中国人都坐不住了，诗人能端坐咖啡桌前吗？所以——

    “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无论是抒情派、撒娇派/还是下半身抑或垃圾派/都稍息立正/向崇高看齐”（李飞骏《怎么办》）

    平日里一万篇美学论文都教不会的美学，于非常时期，诗人们无师自通了。这种心力上的一致性，这种美学上的一致性，来自于哪里？是哪只无形的手在后面推动？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在经历生产关系变化的同时，也经历着价值观和文化与心理的变化。一切以经济为中心，被理解为一切以金钱为中心，到了个体人那里，就成了一切以自我、自我利益为中心。可是中国人似乎忘记了，肯定个体本位自利心，肯定把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看作人生的伟大目标的《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同时还充分肯定着人类同情心怜悯心的伟大价值。

    他认为，排除掉自立的立场就不可能存在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换活动。但他认为追求自立的原则，应该限制在经济活动之内，而不应扩大到一切人际关系上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的核心，把建立在同情心之上的利他行为，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斯密与后世经济学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不是一个单纯站在经济学立场上看事物的人，他还是位哲学家、人性学家，对人性有着深刻的理解、洞察，他是从人的先天道德性出发，去建立他的经济学、伦理学的，在二律背反中建立他全部学说的统一性。他在《道德情操论》一书里，对人类的道德基础作过明确的表述。他说：

    “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和同情，就是当我看到或逼真地想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中国国民在这次地震发生后表现的人性基础，就在这里；中国诗歌在地震发生后的反应的人性基础，就在这里；那只推动人们不约而同地向崇高看齐的无形的手，就在这里；古今中外美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在这里。

    具备了这样一个大基础，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诗歌，还是有戏的。

    1995年我写下过这样的话：“我相信深入两种生活的提法：一是深入自己的内心生活，一是深入别人的生活，包括深入别人的内心生活。一个不深入自己的文学家，是奇怪的；一个不深入他人生活的文学家，也是奇怪的。”中国的诗人们关心自己关心得够多的了，该去关心关心自己以外的人去了。对于任何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而言，这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事。从此，你的枝头将结满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