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经济学中把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进而带动整个系统长期巨大的连锁反应，称之为“蝴蝶效应”。

    挪威人运输沙丁鱼时，把一条鲶鱼放入鱼槽，沙丁鱼为活命不停游动，死亡率大大下降——经济学中把某些“潜在危机”的进入反而激活市场，称之为“鲶鱼效应”。今春伊始，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都在兴高采烈地领取免费义务教育的教材，一些循环使用的教材也正陆续发放。

    与孩子们的笑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出版界，一种迥异于往年的“紧张气氛”却正悄然弥漫。各出版社、出版集团应对教材改革的会议接二连三，大家都在想尽办法抓住教材这根“稻草”。
    
    教材之于中国出版业而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命线”。

    近年来，我国提倡教科书循环使用的呼声越来越高。2007年底，教育部联同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教科书免费提供和做好部分教科书循环使用工作的意见》，指出从2008年春季学期起，中央财政进一步提高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的补助标准，由目前的农村小学每生每年70元提高到90元，农村初中每生每年140元提高到180元，并建立部分科目免费教科书的循环使用制度，包括小学《科学》、《音乐》、《美术》以及初中《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等一批书目被列入循环范畴。

    教育主管部门的强力推进，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免费教科书循环使用正在全国大多数省市如火如荼地铺开，“教材循环使用”这一呼吁了多年的话题也正逐步变成现实。目前我国每年在教科书上的消费约300亿元。有人估算，如果把部分图书集中起来统一循环使用，每年可以省下约十几亿元，更有环保志愿者折算出每年可少砍伐45万棵大树。不过，如此利世利民的千秋好事，对出版单位而言，却颇有几分“革”自己“命”的意味。

    随着近几年教材招投标的铺开，教材地方化导致单册发行量缩减，加之纸张、印工成本的不断上涨，教材的利润早已被大大摊薄。此次循环使用的教材看似种类有限、数量微小，却如同“蝴蝶效应”，将波及整个出版业的各个环节。

    笔者仅以上海市中学《音乐》课本为例，粗略算了这样一笔账：2006年秋季起，上海600多所公办初中实行音乐教材循环使用。初一、初二的《音乐》课本由区县教育局购买，每校每年级配备60本，存放于音乐专用教室，供各班学生上课时轮流使用。如果四个平行班共用这60本课本，“横向”上就减少了3/4；而以每本教材使用3年计算，“纵向”又减少2/3，3年下来，仅上海《音乐》教材累计需求量将缩减11/12！数量如此之巨，以及将在更多科目推开，无疑将对出版界产生“地震”般的影响。

    令不少业者更为担忧的是循环使用执行的公平性和效率。近日刊发于《人民日报》上的报道《教材循环，动了谁的奶酪？》，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小小的课本背后有一根复杂又隐秘的利益链条，链条上各个单元结成的利益共同体，难以扯断。红包、发票报销、组织旅游或年终“奖励费”等“潜规则”和“暗折扣”，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都将是推行教材循环使用中的巨大阻力，而这些，也都考验着政府主管部门的执政意识和行政能力。

    尽管有着种种担忧，我们也很欣慰地听到出版业者们乐观的声音，不少人士表示，教材循环使用于环保的意义自不待言，而于出版业更大的意义在于——让中国出版业 “断奶”于教材，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健康之路，此举既是有利社稷民生的大善之举，更是有利于书业“民生”的大智之举。因此，出版单位不应成为教科书循环使用的“拦路虎”。很多人还表示，愿意根据循环教科书的印制、装帧质量的特殊要求，提高封面和书页的厚度和耐用性。新华书店系统在服务好教育市场之外，也要学会“两条腿”走路，努力提高市场化程度。

    有业者的观点颇为中肯：推行教材循环使用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就看怎么来算这笔账。算小账，算行业利益的账，就会“抱怨”循环使用的种种“弊端”和“不切实际”；而如果从全民全社会的视角来算大账，就会举双手赞同。全面实行教材循环使用，已经不是该不该做、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快速、有效去推进的问题。

    人们更希望，免费教材循环使用像挥动翅膀的“蝴蝶”，像搅活池水的“鲶鱼”一样，真正唤起一些出版单位的忧患意识，不再单纯地依赖教材生存，而是勇于在市场大潮中搏击风浪，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