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编修地方志的优秀传统，据统计，现存1949年以前的旧方志就有8577种，是一座特殊的国情资料宝库。中国地方志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日本，共藏有中国旧方志达4000余种。这些中国方志是在哪几个历史时期、以什么样的方式传输到日本去的？日本过去为什么对中国方志有那么大的兴趣？这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过去学者曾有零星触及，迄今没有做过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论述。
    
    复旦大学历史系巴兆祥教授用了数年的时间，沉潜于此，两次东渡日本，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撰写了一部近80万字的厚重学术著作《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以自己的学术成果为上述诸问题提供了答案。
    
    地方志东传日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时代，至明末清初（日本为江户时代）才达到较大规模。清朝康雍乾盛世，修志达2605种，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仰慕中华文化，希望了解康熙皇帝等长期治世的业绩和经验，学习中国文化和地方管理，探求部分经济作物、药材的日本化，他们认为在辅国佐政的有益之书中，地方志是重要方面，所以通过“唐船”贩运的途径不断予以进口，总数达1000余种。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日本国力的强盛，军国主义者侵华野心的日益膨胀，以及日本学人学术研究视野的扩大，日本对中国地方志的关注就像他们“关注”中国领土一样，也日甚一日，地方志东传的轨迹与形式越来越复杂，数量亦日益增多。
    
    日本全面侵华期间，方志输入已经称不上“买卖”，而变为廉价劫取甚至公开掠夺，日本“对中国更加关注，各个学术领域都被要求加紧研究中国，于是大学、研究所对中国地方志的搜集工作理所当然地开展起来，与被战火烧毁或散失的方志比起来，被带到日本的地方志数量要大得多”（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语）；日本此举之“居心大不可测，近言之，则资其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郑振铎语）。在这个时期，日本凭借其强势地位，多方出击，趁乱搜集，其种数难以统计。
    
    东传的地方志中，有版本众多的名志，也有许多不见中国国内收藏的珍稀版本，如《（崇祯）嘉兴县志》《（泰昌）全椒县志》《（万历）宁国府志》等等。中国地方志流传日本以后，给日本的文化事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从江户时代直到明治初期，日本的地志基本是仿效中国方志而编修的，日本方志学研究亦由此而勃兴。
    
    《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分为上下编两大部分，上编论述中国地方志东传的流播轨迹及“日本搜求方志的著名案例”、“流失日本的孤本方志考述”等，下编则是东传方志总目。
    
    复旦大学教授吴景平先生将此书列入《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术书系》，并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