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数字化出版。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前人留给我们的很多优秀文化，以书的形式保存下来。如司马迁的《史记》保罗万象，它除了是伟大的史学著作和优秀文学作品外，还包括经济学、医学、兵学、法学等内容，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目前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出版模式：多种多样 

　　目前，数字化出版的出版模式主要分为五种：
　
　　一是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即以传统纸介质出版物为主体，通过配套的光盘或网站为纸介质出版物提供内容丰富、图文声像并茂、交互性强的增值产品或服务，形成以图书为主、光盘和相关网站为辅的立体化出版资源。一些传统的出版社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等，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是互联网出版(也叫在线出版)。即通过互联网，出版和销售数字出版物，以低成本、无物流、无库存、无印数要求、即时更新、环保等显著特点赢得了出版界的认同。它使得编辑流程大大简化，同时由于网络传递交互信息的实时性，出版商和读者可以非常快速地得到自身所需要的信息和服务。当前互联网出版主要受到图书版权、阅读习惯及阅读器的兼容性等因素的影响，尚未得到迅速发展。随着基于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技术的阅读软件的应用，读者可以按自己的要求，在一个共享其他站点内容的界面上，尽快阅读到最新的定制图书。这样，网络出版就有了新的发展契机。

　　三是内容资源库。即传统出版社将其拥有的丰富的内容资源加以系统化和集成化，以实现更方便的管理和对内容资源进行二次营销而建立的内容数据库。目前出版社在数字出版领域可挖掘的资源形式包括：（1）数字化文本资源，将原有的纸介质图书转为数字化文本。（2）多媒体资源，包括视频音频材料（音像制品）、多媒体课件（电子出版物）以及自主开发的网络课件等。由于传统出版单位自身拥有的内容资源还不足以支撑数字出版业务的发展，因此，与其他出版社、IT企业合作开发并组建统一的数字化内容资源出版发行平台，成为一种可行的模式。但是也需注意，发展数字出版业，优质内容资源的争夺非常关键，数字内容资源越来越成为出版社的一种重要资产，出版社在将这些内容资产提供给第三方机构特别是一些商业性电子图书出版商使用时，要坚持合理的定价标准和分配比例，避免因廉价转让而造成损失。

　　四是按需出版(Publishing On Demand，简称POD)。即根据客户要求，按照不同地点、时间、数量、内容的需求来制作个性化出版物。2004年4月16日，知识产权出版社在我国率先启动“按需出版工程”——断版、绝版图书的再制作及短版图书的业务化出版，走在了数字出版的前列。

　　五是移动终端出版。通俗也称之为“手机出版”。它基于通讯技术平台，利用手机或类似的终端产品，实现对数字内容的创作、编辑、发布等。未来的手机，既是创作器、编辑器，又是发布器，还是阅读器，甚至它还可以集搜索引擎与流媒体技术于一体。

　　这五种出版模式包括了目前数字出版的主要方面。目前市场上进行数字化出版制作的公司主要有北京书生公司、万方数据、清华同方、中文在线、北大方正、超星数字图书馆，以及一些传统的出版集团，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等。

　　对于出版集团进行数字化战略来说，除了对传统的出版流程加以改造，加速其信息化的步伐外，更需要对新型的移动终端出版、在线出版和按需出版加以重视。由于出版集团目前的人力资源储备、技术支持等因素的存在，独自建立数字化出版的网络平台有很多困难。可以通过与数字技术服务商联合的策略来加速数字化进程，一些实力强的出版集团可以考虑建立数字自己的出版平台。但在联合的过程中，一定要以我为主。就目前来看，数字化发展步伐是由网络技术提供商发起的，传统的出版业总体处于被动局面。一些新兴的数字技术公司则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如国外的Google，国内的新浪、百度以及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它们在进入出版领域时，是一种通吃的姿态。这应该引起传统出版业的高度重视。 

　　赢利模式：尚待完善 

　　“数字出版尚未形成业界普遍认同的商业模式。”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在由新闻出版总署主办、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中文在线承办的第二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公开承认。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形态，则数字出版的赢利模式或可称为一大悬疑。

　　目前的数字化出版中，作为内容提供商的传统出版社的缺位是目前数字化出版赢利薄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于不佳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以及目前国内网络阅读的免费状态，加之门户网站无偿地利用出版社的内容资源获得商业广告的模式等，导致了传统出版社不愿参与其中，从而造成了数字化产业链条的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