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我的盗版书是大陆诗人中最多的

又见汪国真。国字脸，大眼镜。除了岁月略有痕迹，似乎和十几年前正当红的他，并无多大改变。只是他的身份作了大转折，由诗人变成了书画家、作曲家。甫一落座，他就掏出2003年出版的《又见汪国真》、舞曲专辑《幸福的名字叫永远》、古诗词配乐专辑《小学生必修80首古诗词》、发表有他书画作品的报纸及台历，最后是一幅字，4平方尺。“据说你的字是2000元一平方尺？”“那是以前的价钱。”“现在呢？”汪国真不答。 1990年春天，某中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发现，学生们不在听讲，而在传抄着一个叫做汪国真的人写的诗。老师回家后，与在学苑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的爱人孟光聊起，孟光敏锐地感觉这是一次出版商机。辗转周折，学苑出版社找到汪国真，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装帧”为承诺，在23天内，出版了汪国真首部诗集《年轻的潮》。汪国真一炮走红。 18年后，汪国真在音乐轻柔的咖啡厅给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北京的冬天灰蒙蒙一片，狂风乱作。他驾着一辆别克君威，阔谈人生之隐忍和意气。他重复了数次“天上掉馅饼”，相较于苦心经营、出头无望的当代诗人，他惊喜，志得意满，却依然告诉人们必须“从容，淡定”。他对自己颇为自信，也不认为自己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十几年来，他依然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部，与同事们关系良好。他大部分时间不坐班，时常在外地游走。他不失时机地对领导的呵护和理解，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 汪国真祖籍厦门，父母自厦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劳动部。1956年，汪国真在北京出生。机关大院长大的汪国真，在父母的影响下，八九岁时接触《三国》、《水浒》、古诗词，又通过大院间的互相借书，读了《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 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我们班40多个人，四五个能够上高中，主要工农兵子女。一部分去插队，还有一部分进工厂。我的幸运呢，就在这里——我被分到工厂了，开X51立式铣床。”“那不是童工吗？”“就是童工啊！”汪国真说，“才15岁，最怕上晚班，总打瞌睡。” 就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汪国真度过了7年“三班倒、开铣床”的工人生活，荒废时间在打扑克与乒乓球上，“要说学习吧，也就偶尔看看小说。我以为自己要一辈子当工人了。”心有不甘。他认为自己的领悟能力还可以，因为曾经获得北京仪表局铣工比赛第一名。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突然传来，他凭直觉感到“要在很短时间，改变命运”。他早知道暨南大学各方面条件比较好，“还有游泳池”。1978年9月，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时年22岁。他感到他的好日子来了。 “考文科有点违背我的初衷。”他说。他本来是打算考理科的。大学期间汪国真成绩一般，“我做事凭兴趣，对分数历来看得不是很重，特立独行，但并非性格古怪的。”他开始写作，形式是诗歌。从实用角度看，那是所有文学体裁中字数最少的。他自有“谋略”：“我的字差到连毕业论文都是找人誊写，编辑要看我的字会非常费劲。我这个人比较善解人意，我就要替人家考虑。你写得长，编辑没人认真看，即使写得不错，也是白写。诗歌字数少，可以让他在厌烦前看完。”汪国真表示他看过朦胧诗派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但是受影响很小。他的同班同学张润森则表示，“他写得很多，但写得很差。” 1979年4月13日，汪国真在食堂吃午饭，同学陈建平说，《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他有点半信半疑。饭后他去图书馆，知道《学校的一天》发表了。几天后，他收到了编辑寄来的鼓励信，以及稿费2元。这极大地鼓舞了汪国真。从此，他常去阅览室，记下地市级以上刊物的地址，“把作品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90%是退稿，3个月后换信封再投往另一家。“我当时写和投都很随意，对自己要求不是很高。”也有人认为他有极强的“发表欲”，但他认为自己是“有事业心”的人。1986年，已是而立之年，自觉一事无成，他有紧迫感。《热爱生命》先后寄往北京、四川两家报刊均未采用，第三次投稿后才中，发表后被1988年第10期《读者》收为卷首作品。他开始收到读者来信，询问哪里有他的书。 “汪国真年” 1990年是汪国真年。《年轻的潮》首印15万册，此后数次再版，达到60多万册。“年轻”系列印数总计超过100万。他收集了40多本他的盗版书，“加上盗版，我的书总数超过一两千万。” 《年轻的潮》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一个月内卖出5000本。在上海，汪国真的诗集曾有一个上午卖掉4000多本的纪录。库存卖光了，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自己当时也没有怎么样，忽然就火起来了。命不错。” 他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为应付每天给汪国真的几百封来信，将收发室人员由1个增至3个。“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内容都有，诉苦的，要求指正的，求爱的。后者一般会很含蓄，夹朵花，叠个什么东西，也有寄照片的。”也有女军官来信告知，她生日时，“收到8本汪国真的诗集”。

又见汪国真。国字脸，大眼镜。除了岁月略有痕迹，似乎和十几年前正当红的他，并无多大改变。只是他的身份作了大转折，由诗人变成了书画家、作曲家。

甫一落座，他就掏出2003年出版的《又见汪国真》、舞曲专辑《幸福的名字叫永远》、古诗词配乐专辑《小学生必修80首古诗词》、发表有他书画作品的报纸及台历，最后是一幅字，4平方尺。“据说你的字是2000元一平方尺？”“那是以前的价钱。”“现在呢？”汪国真不答。

1990年春天，某中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发现，学生们不在听讲，而在传抄着一个叫做汪国真的人写的诗。老师回家后，与在学苑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的爱人孟光聊起，孟光敏锐地感觉这是一次出版商机。

辗转周折，学苑出版社找到汪国真，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装帧”为承诺，在23天内，出版了汪国真首部诗集《年轻的潮》。汪国真一炮走红。

18年后，汪国真在音乐轻柔的咖啡厅给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北京的冬天灰蒙蒙一片，狂风乱作。他驾着一辆别克君威，阔谈人生之隐忍和意气。他重复了数次“天上掉馅饼”，相较于苦心经营、出头无望的当代诗人，他惊喜，志得意满，却依然告诉人们必须“从容，淡定”。他对自己颇为自信，也不认为自己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十几年来，他依然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部，与同事们关系良好。他大部分时间不坐班，时常在外地游走。他不失时机地对领导的呵护和理解，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

汪国真祖籍厦门，父母自厦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劳动部。1956年，汪国真在北京出生。机关大院长大的汪国真，在父母的影响下，八九岁时接触《三国》、《水浒》、古诗词，又通过大院间的互相借书，读了《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

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我们班40多个人，四五个能够上高中，主要工农兵子女。一部分去插队，还有一部分进工厂。我的幸运呢，就在这里——我被分到工厂了，开X51立式铣床。”“那不是童工吗？”“就是童工啊！”汪国真说，“才15岁，最怕上晚班，总打瞌睡。”

就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汪国真度过了7年“三班倒、开铣床”的工人生活，荒废时间在打扑克与乒乓球上，“要说学习吧，也就偶尔看看小说。我以为自己要一辈子当工人了。”心有不甘。他认为自己的领悟能力还可以，因为曾经获得北京仪表局铣工比赛第一名。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突然传来，他凭直觉感到“要在很短时间，改变命运”。他早知道暨南大学各方面条件比较好，“还有游泳池”。1978年9月，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时年22岁。他感到他的好日子来了。

“考文科有点违背我的初衷。”他说。他本来是打算考理科的。大学期间汪国真成绩一般，“我做事凭兴趣，对分数历来看得不是很重，特立独行，但并非性格古怪的。”他开始写作，形式是诗歌。从实用角度看，那是所有文学体裁中字数最少的。他自有“谋略”：“我的字差到连毕业论文都是找人誊写，编辑要看我的字会非常费劲。我这个人比较善解人意，我就要替人家考虑。你写得长，编辑没人认真看，即使写得不错，也是白写。诗歌字数少，可以让他在厌烦前看完。”汪国真表示他看过朦胧诗派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但是受影响很小。他的同班同学张润森则表示，“他写得很多，但写得很差。”

1979年4月13日，汪国真在食堂吃午饭，同学陈建平说，《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他有点半信半疑。饭后他去图书馆，知道《学校的一天》发表了。几天后，他收到了编辑寄来的鼓励信，以及稿费2元。

这极大地鼓舞了汪国真。从此，他常去阅览室，记下地市级以上刊物的地址，“把作品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90%是退稿，3个月后换信封再投往另一家。“我当时写和投都很随意，对自己要求不是很高。”也有人认为他有极强的“发表欲”，但他认为自己是“有事业心”的人。1986年，已是而立之年，自觉一事无成，他有紧迫感。

《热爱生命》先后寄往北京、四川两家报刊均未采用，第三次投稿后才中，发表后被1988年第10期《读者》收为卷首作品。他开始收到读者来信，询问哪里有他的书。

“汪国真年”

1990年是汪国真年。

《年轻的潮》首印15万册，此后数次再版，达到60多万册。“年轻”系列印数总计超过100万。他收集了40多本他的盗版书，“加上盗版，我的书总数超过一两千万。”

《年轻的潮》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一个月内卖出5000本。在上海，汪国真的诗集曾有一个上午卖掉4000多本的纪录。库存卖光了，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自己当时也没有怎么样，忽然就火起来了。命不错。”

他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为应付每天给汪国真的几百封来信，将收发室人员由1个增至3个。“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内容都有，诉苦的，要求指正的，求爱的。后者一般会很含蓄，夹朵花，叠个什么东西，也有寄照片的。”也有女军官来信告知，她生日时，“收到8本汪国真的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