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严重的问题是不可救药的虚假，是真实性的严重缺乏。在《高兴》里，孟夷纯的前男友杀死了她的哥哥，为了让家乡的公安机关缉拿逃犯，这个姓孟的女孩从陕南来到西安做妓女，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全部寄给没有钱就办不了案的米阳县公安局。但公安局总是抓不住杀人犯，于是，孟夷纯就得一直做妓女。这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一个贯穿始终的主干情节。不管这里有多少特殊意义上的真实性，但是，就普遍性来看，这无疑是不真实的。

    王朔的《我的千岁寒》是一部拼盘式的大杂烩。里面既有小说模样的《我的千岁寒》，也有电影剧本《妄想照进现实》和类似电影剧本的《宫里的日子》；既有哲学模样的《唯物论史纲》、随笔模样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有侃大山的《与孙甘露对话》。

    读完全书，王朔留给读者最深印象的：第一个是游戏，第二个是游戏，第三个，还是游戏。借着嘻嘻哈哈的调侃和自以为是的胡闹，一个人也许可以给大家带来许多的快乐，也许可以制造出巨大的新闻话题，但是他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作品。

    四 被误用的“启蒙”和无因由的“所以”

    在启蒙话语已经花果凋零的冷冬，忽然看到一部名为《启蒙时代》的小说，这多少有些让人惊讶和好奇。然而，唯一称得上是启蒙的，大概就是“狱友”一节中王校长对阿明的影响了。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没有真正有思想的启蒙者出现的。

    王安忆试图说服人们接受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启蒙”是可以不受“时代”影响的，因为，“这城市还自有一种定律”，这种定律足以对抗“时代”的侵扰，完成对那些幸运者的启蒙：“在这一时刻里，他们忘记了时代的暧昧，前途的暧昧，他们甚至不知道何去何从，可是心里充满光明。”（《启蒙时代》，第262页）。唉！这是一种多么虚妄又多么而令人不安的“光明”啊！

    王安忆把“启蒙”降低到“市民生活”的水准。小说里的人物陈卓然表达的，显然就是王安忆自己的理念，就是她自己的“启蒙”思想。陈卓然为“小市民”辩护，认为“他们很有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最人道状态。这状态就是一日一日过下去，如同数米一样。……他们有权利在不经受考验的前提下过道德的生活，他们有权利不损人地过一种利己的生活，这就是人道。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者苦思冥想、革命者为之浴血奋战的人间生活。……我们所说的小市民，他们身体力行着我们对于人间社会的理想。”（同前，第282~283页）这样的缺乏人文理想和现实感的思想就是启蒙吗？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启蒙”固有的紧张和冲突，就这样被抹平了吗？如果“启蒙”就如同“数米”一样，那么，就不要它也罢。

    也许是由于对那个特殊时期的“时代”生活的隔膜，也许是为了便于表达“启蒙”的思想，《启蒙时代》用笼统而抽象的概括性叙述，代替了具体而生动的细节描写和形象刻画。如何摆脱小说写作上的反小说性，这恐怕是王安忆近几年小说创作上存在的一个需要认真面对和解决的艺术问题。

    如果说，王安忆的《启蒙时代》给人一种负重爬山的阅读体验，那么，池莉的《所以》读来就顺溜得多。这多半是由于池莉叙写的是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小说中的“我”，一个叫叶紫的女性，“从现在起，从今天起，我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这一次，一定要成功！首先要把户口转回武汉！同时找到调动单位！看来禹宏宽姐弟俩是有这个能耐的，要抓住他们！紧紧依靠他们！沉着冷静，事先深思熟虑。这次绝对不能搞砸！让关于‘个子太矮’的遗憾见鬼去把！不丢下小资产阶级的悲悲戚戚，怎么能够办成大事？”（《所以》，第1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2月）

    在池莉的这部新作里，除了鸡毛蒜皮的小事，除了那种自我中心的怨怒，我们似乎很难发现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没有美好的人物，没有高尚的行为，没有诗意的情调。

    从《所以》的书名看，作者是因为有种种的缘故，才来写这部小说的，但是，在我看来，无论理由有多么充分，都不能把写作降低为怨恨，都不能把无节制地发泄怨气当做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不能随便就用一个靠不住的“所以”来概括人生，也不能随便就用一个“所以”做理由，对生活进行简单化的、情绪化的叙述。没有伦理高度和人性深度的“所以”，只能让作家歪曲地理解世界，并最终让他们写出缺乏普遍人性内容的失败之作。

    总之，由拔根而再扎根，对当代作家尤其是“五十年代出生作家群”来讲，已经成为一件迫切的工作和严峻的挑战。他们只有完成这个工作，应对这个挑战，只有超越自我、克服自己身上的种种局限，才有可能在创作上根深叶茂，才能写出有分量、有价值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