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其西方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三部曲之一，作为其近十年来教学和科研的结晶，李宏图教授这本《从“权力”走向“权利”》无疑是一部殚精竭虑之作。

　　与时下所流行的那种带有强烈“文学政治”风格的议论空疏、归纳片面相比，这本著作少了些绚烂，却多了几分难得的平实与厚重：当有学者试图把近代西方的自由思潮简化为“消极自由”的时候，这本著作却以抽丝剥茧的“思想考古”功夫，梳理出“自由”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所具有的不同定义，进而厘清了其在社会演进中的“四次嬗变”；当有学者试图把卢梭片面地、非历史地理解为专制集权主义的鼻祖时，这本著作却以“还古人以公道”的任侠精神，拨开层层叠叠的历史迷障，为我们呈现出卢梭的一个迥然不同、且长期被遮蔽的“共和主义”的“面向（image）”。

　　当作者像维特根斯坦一样申言“语言也是行动”的时候，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在刻板的理论表述背后，涌动着的是一股浓烈的入世情怀和道义担当。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从别处盗来天火，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这或许是“拿来主义”的真正本意所在。同样，作者在本书中虽然论述的是西方的问题，隐指的却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关怀”，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他所接续的是这样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一个自近代以来为历代志士仁人所不停诘问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如何走出“中世纪”的泥沼，摆脱西人眼中那个“停滞而衰朽的”的专制帝国形象，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繁荣、文明、富强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

　　正是基于这样的动力，作者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拷问显得格外亲切、有力。

　　在作者看来，西方社会成功走向“现代性”的秘密之所在，就在于“权力”的限制和制约问题，而这又归功于“权利”概念的发明。所谓“权利”，就是“权力”不得以任何手段加以禁止和侵犯的自由行动空间，这在“权利（right）”的另一层含义“正当（right）”中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从大家所耳熟能详的阿克顿的“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的格言，到韦伯的“权力（power）之中盘踞着魔鬼的力量，从事政治的人，因此是在撩拨魔鬼的力量”的警句，自由思想家们无非是在阐明这样一个道理：权力必须要被施加限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权力”的法律化：一方面，任何权力都必须是由法律所授予的；另一方面，任何权力的使用必须遵循由法律所规定的规范的适用程序。由此可见，西方现代社会的文明转型实际上就奠基在“法外无权”这样一个基本观念之上。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作者在书中所提出的“实践”概念。作者试图表明，现代社会的奠基和成长，不仅需要制度上的设计，更需要个体的自我实践，这表现在每个人对于“公民权利”的积极伸张和捍卫。而在此过程中，接续失落的“公民教育”传统就显得尤为重要。所谓公民教育，就是要摈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愚民传统，要使民众能够充分理解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力的运作方式和逻辑基础，使为官者“慎权”，对权力的边界保持清晰的认识，始终坚持在法律的轨道上使用权力；使为民者“妒权”，即要随时意识到自己的现代公民身份，意识到自己所具有的、被法律所赋予的一切合法公民权利，警醒一切“不法权力”的危害和侵犯。

　　在电视媒体频频在字幕中将“权力”和“权利”混为一谈的今天，在肩负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艰巨使命的今天，仔细研读李宏图教授的这本新著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