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是中日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是现代史学界高度关注、着力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中日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包括大屠杀的起因、过程、被杀人数，人各一说，很不一致。考其原因，有资料问题、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

    在这一领域中，程兆奇研究员的论著自成一格，备受关注，中国学者重视，日本学者也重视，左翼学者重视，右翼学者也重视。如本书附录所示，他的一批论文，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林》等刊物发表以后，他关于南京大屠杀问题的见解，被同行认为是资料翔实，述理有据，中外学界无论哪一派都不能忽视。

    我没有做过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对于这一领域的学术问题不敢置喙。但是，我翻过兆奇兄的书稿，读过他的论文，听过他的演讲，我觉得，他的研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入室操戈，求真论理。具体地说，他是利用日本人留下的资料，利用日本人认可的资料，进行梳理排比考订，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将大屠杀的真相揭示出来，公诸天下，予所谓“虚构派”以致命一击。

    学术研究的目的在探索真理。真与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真的要义，一是自在之真，二是关系之真，理的意思是条理、道理、逻辑，理的前提、基础是真。有些事，之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能各自依据的既不是同样的事实，遵循的也不是同样的逻辑，真既不同，理也异趣。如果彼此依据的是同样的事实，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那得出来的结论就可能比较接近，人们的认识也就会比较接近真理。兆奇兄采用日本学者无论左翼右翼都公认的资料，就是要在论据上让论敌口服心服，在论点上无懈可击。

    与论敌论理，其隐含的前提是天下存在公认之理，有理可论。古往今来，无数哲人都认为这个理是存在的。南宋陆九渊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

    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李幼武纂辑:《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五，陆九渊条)

    这段话被后人概括为:“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其实，还应该补一句:“无古无今，心同理同”。这个理，就是中外古今普适之理。尽管，历史上不乏强权战胜公理的例证，但是，得理者以理诉诸世界，总是寻求多助的有效途径。即使面对不讲公理常理的“虚构派”，也还是循理论理，这是学术规范使然，也是学者自信的表现。

    兆奇兄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熟悉日本学术界状况，熟谙日本所存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他怀着求真论理之志，沉潜于这一课题多年，自2000年以来，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包括《对〈真相·南京事件——检证拉贝日记〉的检证》、《南京大屠杀札记》、《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所述事事属实而无可辩驳，所论严谨缜密而经得起推敲，在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本书是其系列研究中的一部分，专门考订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对于揭示事件真相的价值，其中既有已经编定的资料集，如《南京事件》、《南京事件资料集》、《南京事件京都师团关系资料集》，也有《日军第十军法务部日志》、《中支那方面军军法会议日志》、《一个军法务官的日记》等单篇资料。所有考订，求实求真，循理论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入室操戈的方法运用得极为娴熟。

    《后汉书·郑玄传》载:何休好《公羊》学，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大学者郑玄针锋相对，予以批驳，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日本“虚构派”得读兆奇此书，或有何休之叹，亦未可知。若是，则其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