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的这句名言，一般被理解为宽容异己的原则。但与之相关的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是，如果大家都自觉地放弃说话，还需要捍卫什么权利呢？

　　不说话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说话本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它不是面包被窝，不是刀枪剑戟，不是任何一种权力，可以凭借来推翻或改变什么。权力是积极的，而说话只是一种权利，权利是消极的，捍卫起来千难万难，运用起来于事无补，放弃起来则易如反掌。于是不说也罢。

　　对于这点，郑也夫有更深切的理解。这个自称好斗的超龄愤青，写的东西火气也大。《抵抗通吃》打开来，满纸火药味，从高考政策到长假制度，从轿车养护费到节水措施，没有他论不到、批不着的。偏偏这样一本愤世嫉俗的杂文集，开篇第一回却是“我能影响中国吗”，这就深有意趣了。

　　郑也夫自陈是“中国最早提出反对发展私家车的人”，但喋喋不休后，街上跑的私家车还是变多了。他批西直门地铁的链接糟糕，浪费纳税人的钱，还侵犯了公众知情权，道理说得滴水不漏，批评也到位，但地铁难不成会改建？似乎郑也夫不能影响中国，似乎谁也不能凭几句话影响中国。冒出一个不识相的怒目圆睁者，反而给人奚落修养不到家，也让更多的人们疑惑甚而愤怒：你既然不能直接改变我的境遇，何苦多费口舌徒增我的烦恼？可恶！可怜郑也夫，落了个哪一头都不讨好。

　　但是郑也夫却认为，不合作、不妥协，保持批评的姿势，维护说话的权利，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是另一种权力。一两个人说话没有用，但说话的人多了，力量就不可小视了。在底层的大多数即使什么权力也没有，至少可以运用自己说话的权利，心里生质疑，发之为声。声音积攒得多了，分贝高了，便振聋发聩、能裂金石。

　　如此看来，能提醒大家都来发声，或者干脆跳起来大声说话，以作表率的，可谓意义非凡。就像郑也夫自己说的，“有人可能打不过人家，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就是这种人。有人看我绝对傻B，都像你们那样聪明，就完了。”既已知说话的无用，还能在失望中持续地、执拗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实在是悲剧性的壮烈。

　　偶尔想去法庭旁听，大清早带着身份证赶在法院门口，却被告知旁听证发完了。如果所有的人听到解释便乖乖地掉头，如此碰壁两三回后，便打消旁听的念头，某种形同虚设的旁听制度便可以一直执行下去。郑也夫这样的刺头却非要问清楚：几点开始发证？有多少旁听证？是否公示？这样问的人多了，即使为应付质疑和提问，制度也要修正和完善。

　　全国高考，一样地命题、一样地判卷，各省的录取分数线能相差100分，招生也有不同的配额限制。郑也夫在报上反复地“挑衅”和“抗议”，也有学生将教育部告上法庭，即使郑也夫的声音微弱至于“无用”，即使法院不受理此案，如此前赴后继，高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就孕育其中了。

　　无论说什么，说话本身就很重要。没有阻力，有权势者可以轻而易举囊括权力、财富、地位、名分，一个都不少——即为通吃。说话、抱怨、质疑、发问，是防止他们通吃的第一道阻力。明了这层因果，看看郑也夫如何抗拒通吃，再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均衡、更合理、更完善、更合适多数人生存的制度才有指望。

　　郑也夫已经说话了，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