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希腊人的科学现在可以告诉我们行星的数目是九，不管在哪里进行测量光线在单位时间里皆穿越同样的距离。但是，科学仍然无法回答柏拉图关于数是什么的问题(不是指具体的某个数字)，或者亚里士多德关于时间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不是指我们用以测量时间的单位)。这些是经典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问题。这是我在上述第一段中提到的另一个术语，它像“科学变化的内在过程”一样，需要对非西方读者作一些解释。“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中被视为对实在(reality)的基本类型是什么以及事物的某些种类究竟是否存在的研究，包括研究像数或红(与数字和红的东西不同)等抽象对象、上帝、独立于物理存在的思维存在(心脑有别)、与单纯巧合相对照的原因与结果、由这些原因决定或命定的事件或者不固定并且其存在性独立于先前事件的事件，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它们看起来很像科学问题：是否存在严格的自然定律或者只有概率定律?物质是否存在不可分的基本构成?意识的神经生理学是什么?但是与这些科学问题不同的是，那些哲学问题伴随我们已有2000年以上，迄今没有明确的答案。这当然不意味着哲学问题将永远不会有答案，更不意味着科学有朝一日不能提供某种答案。作为生物学哲学的专业学人，我此时相信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可以通过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一种理解而解决。这种理论必定会向我们解释生命的历史。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认知、社会建制甚至科学变化过程的本性和进化，认为它们是持续多回合的随机变异和不太适应的变异由环境(“自然选择”)加以滤掉的结果。它会最终回答(我认为是否定的)有关生命或者作为整体的宇宙是否具有“意义”、“目的”或者“可理解性”的传统哲学问题。出于这些理由，以前处处受物理学所吸引的科学哲学家，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已经变得特别关注生物学。在分子发育生物学、基因组学、计算生物学以及传统的生物学领域，快速并加速增长的进展表明，生物学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比其他学科对哲学产生更多的影响。
    但是，某些哲学问题仍会悬而未决。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它们究竟是否有答案或者仅仅是一些像“当上海是中午时在太阳上是几点钟”那样的“伪问题”?判定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是否不同于一个科学问题、它是怎样区分的以及它是否提交了一份答案等等，都是哲学的另一个分支学科——“认识论 ”(episternology)——所关注的事情。认识论研究知识的本性、范围和根据。此学科完全不同于心理学，心理学是一门研究我们的信念、感受和行动为什么会如此的学科。而认识论面对的问题是，我们的信念中哪些是有意义的、有充分根据的，以及为什么它们有意义或有根据。
    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问题为一方，物理学、生物学以及心理学的问题为另一方，一旦双方的关系搞清楚了，读者就会懂得科学哲学的议程(agenda)，明白对其问题的正确回答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无关。因为，科学作为关于世界的客观知识的可能性，依赖于正确回答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可能性。
    当然，这不意味着每一位科学家也都必须研究、理解并且促进科学哲学，更不用说一般哲学了。对知识的推进要求劳动分工。但是这不意味着，哲学的问题总是与科学的那些问题不相干。如果科学进步的历程是一种“内在历史”过程，那么科学哲学以及2500年前从希腊浮现的哲学，不但是这种“内在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科学本身的一部分，不可能与科学相分离。那些拥护自然科学的目标与标准的人，也必定拥护它的哲学的议程。
    国内外的中国科学家，已经对从量子物理学、化学合成到分子遗传学等现代自然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一样，精通科学理论和方法。我希望本书能够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学生确信，中国科学家及寻求理解其成就的人们，可以对科学哲学进而对哲学本身作出同样重要的贡献。

                                      罗森堡 2003年3月于美国达勒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