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历史的，有一种奇异的“考据癖”，喜欢“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现实。每次读到新一期的《万象》，总不免想二十年后不知又有多少人要写文章来回忆与“我的朋友陆灏”在一起的日子。三五十年后如果某个研究学术史的小资女生以“陆灏与《万象》派”这样的题目来作论文，那是肯定会给导师表扬为“有识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总结规律性”的。

    然而，陆灏放手《万象》才不过一年，报纸上却连篇累牍地谈起“陆灏家的客厅”来。细究之下，才发现原来“‘美妇人’终于生了第一个孩子，名为《东写西读》”(李怀宇语)。

    在《东写西读》的封底，陆灏写了一段表白性质的话，先是借钱锺书先生之口引了一句梅里美的名言“我只爱历史里的掌故”，接着说:“这种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问题的读书方式，虽然在正宗的历史学家看来，只是文人们地地道道的浅见薄识，但对我这样读书只求趣味不为写论文的人来说，几乎就是全部的兴趣所在。”

    这样的读书趣味，说一句托大的话:深得我心。当然，以我一惯的怪癖，令我感到兴趣的，除了“历史里的掌故”之外，更多的还是大家与“我的朋友陆灏”的故事。

    记得毛尖在一篇文章里说，到上海，说晚上与陆灏有约，那说明你既有面子又有格调。这些跟陆灏有约的人里，阿城可算一个。阿城是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好像是他的《孩子王》《棋王》大红大紫的时候吧，有个女记者采访他，惊讶于他的无所不会，最后问了个傻问题:“你还有什么不会的？”阿城认真想了想，说:“生孩子。”阿城到上海来，对着陆灏大侃书法。他不谈二王，不谈颜柳，也不谈苏黄米蔡，而是给他上了一堂基础课——如何执笔！阿城说，古人写字时，笔杆是左右转动的。陆灏不信，当场拿了根筷子做试验，结果发现转了就不能写，要写就不能转。阿城开导他，你要是转成了，你就是王羲之了。陆灏仍然不信，翻书，发现清代的刘墉还真是这么写字的，甚至有因为转得太厉害致使笔都掉地下去的时候。

    叶秀山也曾讲过一段关于书法的掌故。叶秀山是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哲学家，但他不仅对哲学很在行，对京剧、书法等传统的老玩艺都很在行。叶小的时候，父亲告诫他，学字不要学赵体，当时还不甚明白，到“文革”中，看到哲学所副所长陈冷一写检讨自我批判，供述自己的“罪状”之一是小时候偷懒没有临习难度较大的欧体、柳体，而贪图容易临了赵体，造成以后写字没骨架，软绵绵的没有朝气，这才明白父亲的深意。练书法练成了罪状，希望只是那个疯狂年代里的事。

    比起外来的，出入陆家“客厅”的本地文化人当然更多。当然，如果是老上海的耆旧，那座上客就变成陆灏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留下来的文化名人中，施蛰存算一个。“午后的阳光撒在窗外的阳台上，窗下书桌上零乱地堆着书报文稿信札，九十岁的施蛰存老先生坐在书桌前，嘴里衔着雪茄。我坐在他身旁，抽着烟，一老一少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这个场景，多像是简·奥斯汀笔下的英国乡村，又多么像是王家卫电影里的老上海！坐在施蛰存的书桌前，听他谈《石秀之恋》，谈完了，还能从老先生的书架上“顺”走几本原版的或绝版的、扉页上贴着“施蛰存无相庵藏书之券(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的好书(老先生散书)。这种好事，是个读书人就很羡慕吧，可人家呢，“当时只道是寻常”。

    这份名单要继续开下去，还有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钱仲联，董桥，林行止……毕竟，陆灏的“客厅”里招待过上海的大半个文化圈呢。在这本《东写西读》里，提到的还只是极少数。提到他们，陆灏也并非是存心夸耀，只不过是自然地想到哪写到哪，可是在我们，却情不自禁地要艳羡他那份得天独厚了。可陆灏呢，正如钱锺书先生在给他的信中所说:“具有如此文才，却不自己写作，而为人作嫁衣，只忙于编辑，索稿校稿，大似美妇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当接生婆。”

    还好，接生婆下岗后，生了《东写西读》这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