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说到青少年教育，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本书的主题，投向一个长期以来未受重视的领域：习惯。我们将无数的精力用于检查言辞是否标准，姿态是否正确，而对我们的行为和选择的背后的价值支撑，对今日中国人有什么习惯，却无意探究，听之任之。培根在《论说文集》第39篇（《论习惯与教育》）写道，人的行为是随着平日的习惯的，不管做什么事情，尽管条件具备，而且又有言语的担保，若无习惯的增援，都不可靠：“除了迷信，习惯之凌驾一切是处处可见的。其势力之强，使得人们于自白、抗辩、允诺、夸张之后，依然一仍旧贯地下去，好像他们是无生命的偶像，和由习惯的轮子来转动着的机械似的，这种情形真使人惊讶。”培根接着说，知道习惯实在是人生主宰，就应求得良好习惯：“习惯如果是在幼年就起始的，那就是最完美的习惯，这是一定的，这个我们叫做教育。教育其实是一种早年就起始的习惯。”（水天同译文）
　　什么是我们不成文的共有的习惯？这是我读了汤普森后想问的。

    参考文献：

    [1]马寅初，《马寅初演讲集》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25：79。
    [2]屈维廉，《英格兰社会史》第3版，伦敦，1946：408。
    [3]光绪二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的译员张德彝在《随使英俄记》一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威尔士王子外出时雇用街上的马车，车夫敲竹杠，引起不快，最终王储让步。见该书中作者光绪三年八月十二日日记。
    [4]详见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及其他》，伦敦，1978。要了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左翼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这部著作极有帮助。
    [5]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56。
    [6]“道德经济学”还没有简明扼要的定义。汤普森本人对这一词的解说是较为令人满意的：“存在于各社会集团间、各人之间的一组交换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对交换双方的福利和价值观的考虑，优先于其他诸如这一方或另一方的得益的考虑。”
    [7]《简明英国经济史：从远古至1750年》，剑桥，1949：299。
    [8]蒋孟引，《英国史》，社科出版社，1988：340。
    [9]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商务印书馆，1972：94-115。
    [10]世界文库《伯克全集》（第6卷），伦敦，1907：1-32。
    [11]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中有的国家仍遵循这一原则：凡是我得大利的贸易都是公平的，而你得小利的贸易也有倾销的嫌疑。你想得到“市场经济地位”吗？那我得看看对我是否有利。
    [12]《乌有乡消息》，商务印书馆，1997：316，348-349。
    [13]《胡适文存二集》（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31-42。该文第一句就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定论。”
    [14]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华书局，1959：965-968。
    [15][17]《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4章，第5章，96。
    [16]夫马进著，伍跃等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
    [18]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1792）和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都未提及这一现象，或许是两位作者的社会背景所致。
    [19]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出版社，2002）第五章对《艰难时世》的分析今日读来仍极富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