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出的辞书自然成本很低，而且在销售上他们实施的也是“高定价、低折扣”的策略。“有时大家会在书市上看到一些定价数百元、上千元的辞书，但却以一二折的价格销售，其实这些书几乎都是这样做出来的。但读者并不知情，看到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包装精美，价格还低，感觉买回去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用都很合适。”

业内揭发
被毙掉的选题换名出版　　多次任“国家图书奖”和“国家辞书奖”评委的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在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自然有不少出版单位希望能借用他的名气为辞书增加权威感，但这些辞书也是陷阱重重。

　　“曾经有一家国内有名的出版社的人找到我，希望我参加他们的‘辞书质量鉴定委员会’。还拿了一个叫做《现代汉语词典图文版》选题的样张。”那人介绍说，这套图书是以《现代汉语词典》为蓝本，做一些内容增、删和改动，并增加很多图片。看了样张后，周明鉴知道这又是本粗制滥造的辞书。“当时我就告诉他，如果你们社还没有列选，我建议你们不列；如果已经列选，我建议你们撤选，你们不值得用贵社的‘金字招牌’去冒这样的风险。”

　　但没想到一个月后，这家出版社的一位编审给周明鉴打来电话，说那位同志对总编说，周明鉴非常看好这个选题，并且愿意当这本书的顾问。闻此言，周明鉴明确表示，他从来不在任何辞书上挂什么“顾问”之类的头衔。在听了这位编审的汇报后，那位总编撤下了选题。

　　奇怪的是，没有多久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周明鉴却看到这本辞书在另一家出版社换了个书名出版了，6卷本定价1200元。“我当时翻阅了一下，马上就意识到，这就是那本曾经被毙掉的选题，没想到它的‘生命力’如此之强，马上就找到新主儿了。”

打算两年出版20多本　　商务印书馆策划部的负责人张稷告诉记者，她本人曾遇到过这些粗制滥造的辞书炮制者。

　　“一次参加朋友聚会，来的人很多都是图书圈里的人。大家在互相介绍时，一个书商听说我是商务印书馆的人，对我就很感兴趣，主动跟我聊了很多话题。”

　　稍微熟悉了一些后，这个书商才跟张稷聊到正题。“他原来一直是做教辅书的，赚了不少钱，当时已经有了几亿的身价。但看到辞书市场越来越火爆后，他又动上了这个心思。”由于商务印书馆的知名度，这个书商非常希望能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辞书。

　　“他很直接地告诉我，他计划在两年内做20多个选题，准备在辞书市场上好好赚上一笔。当时我就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辞书了，因为在我们出版社，正常的选题至少要做六七年，小一点的辞书选题一般也要花费三四年时间，他这种速度出辞书在我们出版社简直不可想象。”

　　知道了这个书商的打算，张稷很明确地告诉他，商务印书馆不会参与这种图书的出版。

各方声音
辞书编辑不同于普通编辑　　鉴于辞书编辑人员的水平不一，在几年前，中国辞书学会就曾与政府主管单位的培训中心合作，想在北京和上海开办辞书编辑培训班。“但两个班一个也没有办起来，因为两个地方报名的人数都寥寥无几。当时谁都可以出辞书，没有资格限制，人家自然也没必要到你这里学习。”周明鉴无奈地说。

　　不过在5月1日将要实施的《规定》中明确规定，没有辞书出版业务的出版社，如果想申请出版辞书，必须有5个参加过总署组织的辞书出版业务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的编辑。“这就好办了。”周明鉴说：“辞书的编辑工作与普通的图书编辑工作不同。一般的图书编辑在编辑时顺读稿件就可以，但辞书编辑必须考虑到上下左右，比如看到‘卡车’这个词，编辑要想到它的上位词‘汽车’是否收入了。因此对辞书编辑进行专业的业务培训是非常重要的。”

最关键的是要审核到底　　“《规定》的出台我举双手赞同，现在的辞书市场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辞书是读者无言的老师，在国家文化教育事业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现在劣质辞书泛滥会严重误人子弟。”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主持人之一、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研究员晁继周研究员说。

　　但他同时也建议，《规定》中在确定哪些出版社可以有出版辞书业务时，要有一定的标准。“对图书出版实行准入制是好的，但操作起来有很多困难，最关键的是要审核到底哪些出版社有能力出版高质量的辞书。现在的辞书出版是比较混乱的，不管有没有常识，只要有胆子就可以搞。那么，有关部门在确定到底哪些出版社有这个能力时，就要下很多工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