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周恩来卫士回忆录》，高振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作者高振普作为一名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忠诚卫士，历史地见证了总理夫妇的简朴生活。为寄托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无限思念，作者用饱醮深情的笔触详尽地描写了他在两位老人身边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通过这些故事和零碎的记述，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为研究他们提供一些素材。 本文系摘自该书的精彩片断。

    １９６７年４月，我们随周总理到了广州，住广州军区招待所。这里与省委招待所（今珠岛宾馆）只一路之隔。以往总理来广州，多住在省委招待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里也随着省委机关的瘫痪而关闭，接待机构已不存在，原有人员被调离，下放的下放，留下无几。中央领导人来广州，只好住在军区招待所，此时住在这里也比较安全。这次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来广州。周总理到广州的消息，很快社会上就知道了，要求见周总理的各群众组织很多，都要亲自向周总理述说他们的观点，不外乎是对当地领导的看法，其中有保的也有打的。如果是在北京，总理会安排一个系统或一个单位的接见，听听他们两派的意见。到广州就不同了，如果按单位接见，时间不允许。于是，就请各派组织选代表，选出的代表实际就是各派的头头。
    会见的地点，选在招待所院内的一个大会议室。周总理步入会场，听到的是一片口号声和欢迎的掌声，不小的会议室坐满了几百人，几百人都抢着发言。不管他们怎么大声地喊叫，主持人仍按事先商定的顺序，请他们发言。原来也规定过每个人发言的时间，但讲起来就没准了。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报名发言的人仍然很多。怎么办?只好休会，明天再开。就这样一天天地开会，原准备一次的会，一下拖延五天。我们始终在会场里听着他们的广东普通话，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有位广东郊区的姑娘，她用那“普通话”发言，再加上情绪非常激动，结果是广东人听不懂，北方人更听不懂。周总理请她说家乡话，说讲广东话，他还可以听懂一些。她好像如鱼得水，讲起话来很流畅。广东人听懂了，我们当然还是一句不懂。周总理听着她的发言时而点头，时而记录。周总理以他超人的耐心，倾听着各方代表的发言，有时也插话、提问。他还批评那些违反规定，对军管会、对领导人的人身攻击。最后周总理还是劝说各派组织，有理说理，不要随意揪斗领导同志，两派之间不要揪斗，更不能动武，要把各自的革命搞好，把各自的生活搞好。他还专门对那位农村来的女青年讲，革命要抓，不能误生产，种粮食不能误农时。
    准备回北京的飞机，天天准备，天天延迟。按照专机的规定，停留二十四小时后再起用时，必须试飞。就这样，连续试飞五次才真正地使用了。
    离开广州的前一天，广州军区负责接待的一位领导人对我讲：“几天来，你们谁也没上街，也没时间给家人买点东西，这里准备了一点水果，每人一小筐，共计十一筐，每筐收费一元。知道你们有规定，不过，你们多年来第一次住军区，表示点心意。”他一边说，一边拿出发票。确实是第一次住在这里，我们过去也不曾相识，没有好意思当面驳回，答应研究一下再说。于是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觉得交钱买东西，更主要的原因是面子，于是收下了，付了十一元。又通知专机组，准许上机。因为我们对专机也有规定，没有我们的通知，专机是不能接受地方的任何物品的。
    飞机降落在北京的西郊机场。周总理上车前，回头看到了这些筐。回家的路上，他问是什么东西。我如实回答了。他显得很不高兴，只说了一句话：“回去报告大姐处理。”我当然是带着一身冷汗回到西花厅的。
    等在门口的邓大姐，刚对总理说了一句：“回来了。”总理就指着我说：“你去给大姐说。”大姐问：“出什么事了，这么严肃?”
    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对大姐讲了一遍。大姐没批评我，因为她从周总理的表情已猜想我在回来的车上一定挨批了。于是，便用缓和的口气说：“你要把这事处理好，把筐打开，看看里面装的什么水果，称一称，算一下多少钱再说。”
    我把十一筐水果都打开，逐一过称。香蕉一把约二斤（每斤一角六分），桂圆二斤（每斤三角六分），杨桃四个（约一斤多），波萝一个（二角钱），共计约合人民币一元七角八分。我把具体的情况向大姐报告，大姐问我怎么处理。我说：“每人再收七角八分钱，写一份检查，寄去广州。” 大姐点头说：“这样做就对了，你还年轻，要接受这次教训，做事情要亲自去看看。”
    在一次党的支部生活会上，我和有关的同志都作了检查。邓大姐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通过这件事，看起来要坚持一个好的制度有多么不易呀。你想坚持了，外界还会不停地影响你。关键还是你们自己要掌握好。这次的事就过去了，接受教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