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体味一下大师的经典作品，再读一读我们自己的作品，便不能否认我们的作品实在过多地显示了民族性、自足性、封闭性，缺乏终极关怀。这里试对照加缪的《鼠疫》与莫言的《檀香刑》看一看。在《鼠疫》中，人们不得不把鼠疫猖獗的奥兰城隔绝起来，所有城门被封，为了防止向外传染，里外的一切交往被禁绝，城中人被彻底孤立，而鼠疫是无药可治的，奥兰城的人陷入恐怖和绝望。这是一个人类陷入绝境的典型案例。虽然说奥兰城的人确实陷入了绝境，无路可走，但贯穿于作品的主脉不是鼠疫的如何猖獗和肆虐，而是奥兰城人一如既往对生活的执著、热爱和珍惜。作品主人公里厄医生虽然知道医学界对鼠疫暂时没有直接有效的办法，虽然他自己的亲人及身边的同事不断被病魔夺走生命，使他常常陷入痛苦，但作为医生，他每天都恪尽职守，从早到晚有序而匆忙地奔波穿梭在病人中间。或许有人认为里厄医生在做无用功，但里厄医生本人却自始至终满怀盼望，虽然他有伤心痛苦，但他从不懈怠、不退缩、不放弃。经过漫长的日日夜夜，终于有一天奥兰城的人盼来了平安。这样的作品所包含的坚韧精神和光明渴望让人肃然起敬。这样的作品关怀的是人类，是向善的关怀，健康的关怀。《檀香刑》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写绝望境遇的，其处理却完全不同。莫言是最富才情的作家，他在《檀香刑》中对死亡、虐杀、屠戮的极致化表现，所提供的惊人的陌生化效果，无疑增加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复杂性。但是，小说似乎是为了写恶而写恶，作者陷入了对“杀人艺术”的赏玩趣味，作者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万剐的酷刑中，在施虐式的快感中不能自拔，有时情不自禁地为人类制造灾难的残暴而歌唱。这就足以见出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精神力量的薄弱面来了。 

　　拥有惊人发行量的《狼图腾》，同样暴露出精神资源无法找到真实的价值理想的匮乏。《狼图腾》文本的形象体系部分是比较精彩的，集聚了大量原创因素，但作者的文化观和贯穿性意念，即所谓狼性文明论，却有太多的谬误。他说他找到了“中国病”的病根。“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范畴；而草原民族及西方民族都因为富于“大游牧精神”，有“狼的精神”，故而能够高歌猛进。作者认为，中国农耕文明是羊文明，草原文明及西方文明是狼文明。他借人物之口说，要是没有狼，没有狼这个军师和教官，就没有成吉思汗和黄金家族。要是没有狼和狼文明，西方人也就不可能开拓出巨大的海外市场，更不可能有今天向宇宙太空的挑战。这结论真是简单得让人吃惊。那么什么是“大游牧精神”呢，据作者说，那必须是以狼性为基础、以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为前提的一种精神。作者颇为惋惜地说，只要一踏进河谷平原，一踏进农田，从事农耕文明，那就糟了，“再凶悍的狼性也凶悍不起来啦”，只能变得“温柔敦厚”。作者恨不能从人类文明史上彻底勾销农耕文明这一段才解气。作者说，敦厚的华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狼”，两种文明相撞，撞翻的当然是羊，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要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来如此！原来一切都是狼这家伙惹的祸。全世界受够了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侮辱和掠夺之苦的人们，终于“恍然大悟”了，原来一切因为自己属于羊性而不是狼性，因而活该。解决的办法也立刻就有了，按照作者的意思，就是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牧场去，如果不能，回到“比阶级斗争更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去也行，因为只有在那儿的厮杀才能让狼性激发出来。作者还提供了具体的药方：“使千年来被农耕羊血稍稍冲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复到原有的浓度比例”，“只有华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羊性大致平衡，狼性略大于羊性，华夏中国就会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繁荣昌盛”。好一个锦囊妙计啊！引述至此，事情已变得十分滑稽，沿着这个臆造的规律推衍下去，恐怕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反文化，反文明，甚至反人类了。有趣的是，作者却自感满足地说，他“总算理出头绪来了”。 

　　实际上，与一般人的错误解释一样，作者把根本道理弄歪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农耕还是游牧，大炮、黑奴、殖民扩张、嗜血杀戮都是野蛮而不是文明，这样的行为给人类带来的都是退化而不可能是进化，即使戴上“狼性”的桂冠也一样。真正的文明应是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尊重所有生命的生存权，尊重所有民族的生活习惯，保护和珍惜生存环境，善待生命。《狼图腾》的主体部分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使草原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既不是开疆拓土的血腥厮杀，也不是各种生命在草原上的嗜血竞争，而是草原人世世代代在顺从“大命”的和平生存中对草原的善待和与草原的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