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写二战的书很多,写一战的倒不多见,是不是因为一战太无趣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狗咬狗”?
◇二战蕴藉的历史太丰富了,捅出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比如种族迫害、大屠杀以及随后的归责问题,这些在二战前都没有机会被具体化、得到世界性的认识,而一战则几乎是一场突变,照塔奇曼的说法,是一场谁都不想要的战争,投入进去的欧洲人都感觉是上了大当,不由自主地下陷,下陷。这本书线索很多,人物有百余个,西方的历史作者善于把历史叙事与不同时期的人留下的文献、言论穿插着写,可是保持整体上的客观中立,你不会觉得她在曲解史实,信口雌黄。写到俄国的这一段,我摘给你看:
“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流人物主宰了这个完全保留着尼禄遗风的宫廷,朝廷命妇都从一个无知的拉斯普京主持的午后降神会的刺激中恣意作乐。但是俄罗斯也自有其一批杜马中的民主派和自由派;自有其虚无主义者巴枯宁;自有其皈依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公爵;自有其‘知识阶层’……俄罗斯也自有其一批‘列文’(《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为自己的灵魂,为社会主义,并且也为俄罗斯的土地,内心备受煎熬,此恨绵绵无尽期;自有其一批绝望的‘万尼亚舅舅’;自有其独特素质……一种叫做‘斯拉夫魅力’的素质,半是无所用心,半是无所事事,一种上世纪末的百无聊赖的气氛,这种气氛有如一片薄雾笼罩着涅瓦河畔的那座城市,世人只知它是圣彼得堡,而不知它是‘樱桃园’。”
◆真好,读起来飘然欲仙。
◇作者的用词把握得很准:“百无聊赖的气氛”正是大战爆发前的不祥之兆。一个庞大而落后的国家就仿佛是浑浑噩噩、气喘吁吁地走进战场,最后终于扛不住,在1917年发生剧变。
◆一战实在没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的政治果实,谁都没有吸取教训。
◇一战震醒了欧洲的一批文化人,欧洲的思想文化倒是越来越繁荣了。不过政治上最大的后果也不知不觉地伏下了——给二战留下隐患。德国人在战后割地赔款,把阿尔萨斯和洛林还给法国人,法国人总算报了普法战争的一箭之仇。可是冤冤相报的结果只能是结下更大的冤仇。《凡尔登条约》就像我们眼里的马关、辛丑、“二十一条”一样,德国人即使明知是自己率先发动侵略,最后也受不了,认为自己所受的惩罚太重了。魏玛共和国从追求理性到趋向狂热,从崇尚民主到倒向独裁,花了15年时间冻成了三尺之冰。
来自太阳的光辉,多廊柱的神殿巍然屹立,
我在这陌生空渺的土地上凝望,
静静守护那一方无名的墓地。
我被遴选承担这一神圣的职责,
她安睡于此,也许带着我的精神气息,
秀发灿若金黄,追此民族本性,亦如我类
有少女的羞怯、细嫩,灵巧敏捷的才气
爱好艺术,崇尚学问
在灾祸来临呼救之时,如我般得助,
无论是残酷的战争,还是果挂枝头的和平时期。
啊,真渴望这沉睡者的安息之地,
花环庄严,鲜花依依!
◆你又找来诗了,这次是哪位诗人的?
◇这个怕你就猜不到了。这是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追悼他的已故子女的诗。4年前,考夫曼教授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传》中译本让我认识了这位悲剧性的伟人。
◆为什么忽然想起找他的诗呢?
◇我看彼得·盖伊的《魏玛文化》的时候,就总想着拉德布鲁赫。他虽然是个法学家,但在我看来,他最能代表魏玛时代有责任感的文化人的精神气质:仿佛从一开始就在摸索,隐隐约约感觉前方有一个未知的黑洞,心存不祥的预感,却仍在波诡云谲之间寻找出路,尽自己所能去挽救一些什么。拉德布鲁赫观察魏玛的民主试验,他看出了其中的弊端:在战后人心浮动的德国尝试民主政治是非常危险的,执政集团任何一种低效无能的表现,都会导致公众对强有力领袖人物的期待。魏玛各政党的有识之士一直对这种危险保持着足够的警惕,然而最终仍难避免纳粹上台的结局。
盖伊让我有些失望,他提到了许多魏玛时代的文化名人,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里尔克、卡西尔、布莱希特、梅尼克——可每个人都是一个大舞台上的配角,只是零星地露一下脸,说两句台词;他似乎认为读者对魏玛的历史、对表现主义、包豪斯和其他文化现象都有着起码的理解。盖伊对那个时代德意志民族整体的文化面貌的描述,也许还不如梅尼克小小的一本《德国的浩劫》那样透彻。不过,完整顺畅地叙述这个有如一盘散沙的时代,对任何一个想把历史写得好看的作家而言都是一种挑战。
◆拉德布鲁赫的这首挽诗,确实透着一种“有心救国,无力回天”的味道。
◇没错,他虽然长寿,但他的儿子、女儿、妻子都比他走得早,他在魏玛时代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只能到纳粹上台以后誓死相抗,从而倍受迫害流亡之苦。“在灾祸来临呼救之时,如我般得助”,说明他度尽劫波,创伤累累,到这时转而借助亲人之死去寻找安慰,真可谓“痛何如哉”。这本传记虽然出得早,我还是忍不住得一起推荐一下。
◆和《公元1000年的欧洲》同一系列的还有一本《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你感觉这本书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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