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明清经济史也出版了几部很好的专著：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些书都将明清经济变迁放在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架构下，进行比较与讨论，使得原先肇因于“欧洲中心论”的种种中国经济发展“停滞、困境”论述，益发显得破绽百出。在我看来，这些发展正和《国史大纲》倡议以“温情的敬意”观看中国历史发展若合符节，而且也和人类学早已视为基本教义的尊重与体察“当地人观点”，彼此实属声气相通。 

　　以“温情的敬意”看待自己或他者人群的历史，不必然是想为既得利益者文过饰非，也并非就是“帮闲”的文人，相反地，以“温情的敬意”看待历史，更有可能区别不同地区历史文化间的相似与相异处，进而平等地对待人类各地不同的历史遗绪。 

　　历史有用吗？“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观看历史的心态不同，有时即导致对自己与他人文化历史传承的偏见与仇视，难免使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日趋狭隘。我们的历史自有其值得珍惜的文化遗绪，不需自惭形秽，也毋须自大自慢，如果“见群龙无首，吉”或是“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这些政治人生哲学，算是值得把玩细聆的“阳春白雪”，那么，明清市场经济与都市文化的新发展，便算是有待重新估量的“下里巴人”，而无论“阳春白雪”或是“下里巴人”，我们对这些历史遗绪的音符结构与演奏方式，不仅常先入为主地盲目拒斥，更不用说是闻其音、辨其旨而赏其美了！皇帝制度、生产力低下……这些长久以来人云亦云被冠以“封建、专制、停滞、落后”的中国历史形容词，夸大甚且扭曲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尽管有些人之所以使用这些负面形容词，背后的确也存有意欲加速解决现实政治与经济难题的良善愿望，但是，即便是良善愿望，也不该厚诬古人，当代政治与经济沉疴，不能一律栽到传统文化头上，不断地归咎自己的历史传统，只是反映当代人逃避自己应负责任的怯懦，这也是一种自我怠惰。我们历史上有各种政经制度上的创造性转换，也不乏人情事理上的相互尊重，以及文化艺术上的活泼与细致，无论是“阳春白雪”抑或“下里巴人”，如何辨识其在历史发展上呈显出来的盎然生机，有待努力的学术研究工作。即使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这些传统的乐章，但也该给人们更多凭藉，使其有较多机会认识并决定是否呵护我们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我认识到的历史如何“有用”。史家可以为此志业贡献心力，而无需将现实政治目的投射到诋毁古人或是他者的历史文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