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出版智库成果发布交流会（第一场）近期在中国知网举行。中原出版传媒产业研究院、中南出版传媒产业研究院、未来出版研究院、人教研究院、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山东出版传媒数字融合产业研究院、中社学术出版研究院、高等教育出版社教育出版研究中心、江苏凤凰出版融合发展智库等9家出版智库发布最新研究成果，并围绕成果作交流研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整理刊发中原出版传媒产业研究院研究成果，以期为业界同仁提供学术参考，助力出版高质量发展。

我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研究报告——以大型文献编纂出版为中心
发布人：王庆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进入21世纪以来，承20世纪古籍整理规划出版之余绪，更躬逢华夏数千年未有之盛世，国富民丰、科技昌明、文化繁荣，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迎来了最好的时代，在古籍整理出版的各个方面均取得了跨越前代的巨大成就。

古籍整理出版的特点
  一是选题范围明显扩大，出版规模和数量大幅增长。21世纪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选题范围进一步扩大，几乎涉及经、史、子、集、丛五部的每一个细分领域。从本世纪初至2025年，仅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金就资助项目2000余种，国家出版基金自2007年设立以来也资助了诸如《全宋笔记》等古籍整理项目数百种，总计近3000种。而获国家级资助的仅占全部古籍文献出版中的很少一部分。此外，还兴起了地方文献编纂出版的热潮，启动了《浙江文丛》《江苏文库》《中原文库》《湖湘文库》等大型省级项目。

  二是注释今译成果显著，古籍整理惠及大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古籍注释今译工作。2006年起，中州古籍出版社陆续编纂出版国内首套百部“国学经典”，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16年，国家层面实施《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工程，“举全国名家之力，力争编出一套思想性、学术性与大众性统一的读本，使之成为广泛认同、传之久远的范本”。截至2024年底，已编纂出版80种，社会反响热烈。

  三是专业整理不断规范，内容质量明显提升。由于诸多条件的改善，21世纪的古籍整理出版质量明显提升。在版本调查方面，通过《中国古籍总目》《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基本摸清了中国传世典籍的家底，加之汉籍数字化的迅速发展，系统梳理相关传世版本、选择合理底本、校本已非难事。在古籍校勘和规范方面，已有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等专业著作，为古籍整理工作者提供了一套明确、具体、可供参考的操作规范。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校的文献学等专业持续培养古籍整理人才，一些专业古籍出版社也十分重视编辑人才的培养。在编校方面，2004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布《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对于保障图书编校质量起到了极大作用。

  四是古籍整理走出国门，域外汉籍加速回归。在“走出去”方面，主要表现为传统典籍外译和古籍整理精品入藏海外图书馆。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涉足中国传统典籍外译的出版机构有近百家，成系统、成规模的外译图书以《大中华文库》为代表，受到海内外学者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中文古籍图书成为入藏海外图书馆的重要品类，据2024年度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入藏海外图书馆品种排行榜（TOP50），多家专业古籍出版社上榜。

  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我国古籍在古代即流播海外，近代以来，因历史原因，有些文献价值突出的古籍散佚海外，在国内已难觅踪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积极推动海外文献回归，但处于规划起步阶段，成果较少。进入21世纪，回归明显加速。例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实施的“海外藏《永乐大典》仿真影印回归项目”等。

  五是古籍数字化发展迅速，使用日益便捷。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推动下，我国的古籍数字化发展迅速，主要包括：“爱如生数据库”“中华经典古籍库”“汉籍数字图书馆”等。这些数据库一是规模大，收录古籍文献多。如“汉籍数字图书馆”，包括传世文献库、甲骨文献库等八大专题分库。二是内容精准、使用便捷。如“中华经典古籍库”，截至2024年底，总计收录整理古籍图书8000余种，约25亿字，并实现文本数据与原书影像相对照，以及移动终端的多元发布。三是数据库愈加智能化，功能多样化。如“识典古籍”，已实现自动OCR识别，可全文检索、自动校勘、白话今译等，虽然目前错误率较高，但已是巨大进步。